羊城晚报创刊已60余载，但由于中间有10余年处于停刊状态，实际出报也就是50年的时间。那也就是说，迄今我已经陪伴着这份报纸，度过了她过往的半数日子。这些日子，对于羊城晚报，不过只是她的青少年，而我，则已从初出校门时的青春年少，到如今鬓已星星矣。所有的青春年华，都挥洒在了这片土地，以及诞生于这片土地上的这家报纸。

　　在我的这25年羊晚岁月中，有十七八年都是在“花地”副刊这个园子里浇水施肥。用作家严歌苓的话说，在广州这个繁华的都市里，有人种楼，有人种粮，还有人种瓜豆，但是还有一群“傻子”在这片土地上种花。

　　2001年，是我来到羊城晚报的第四个年头。此时的广东媒体，经历过千禧年的新闻大战后，来不及掸掸身上的仆仆风尘，又衔枚疾进，悄悄酝酿着新一轮的改革短篇散文100字，布局下一场的交锋。

　　羊城晚报在这年初便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改革举措，拿出报社的五个部门，面向全报社开放，试点实行部门正、副主任竞聘上岗。其力度是空前的，也成为当时的一件新鲜事。

　　说是毫不犹豫，其实也并不是对此职位觊觎已久，或者说对花地有多么强烈的向往，更没有认为自己有多大的优势。一者是出于新鲜好奇，更多的应该是本能的反应，文艺毕竟是自己的专业本行，相对熟悉，何妨一试！

　　此前的我，游走于报社多个新闻部门，身为普通的新闻编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只是因为刚获得副高职称，走职称序列，才拥有了竞聘资格。

　　按照竞聘流程，每一位竞聘者需要轮流上台演讲，阐明工作思路，接受所有报社领导的现场评审，以及旁听同事的提问等。

　　为准备演讲稿，我一头扎进了报社的资料室，翻阅了当时花地的很多版面，以及国内名牌副刊，包括港澳台的著名副刊的文章版面。可能是因为自己此前的新闻采编经历，在边翻阅边思考的过程中，我很快便梳理出自己的思路，就是要强化新闻意识，走出文艺的小圈子，更多以新闻的手法来经营副刊的版面。

　　“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是传媒业流行的说法。但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副刊是一度失守的。在如火如荼的报业竞争中，新闻才是主战场，副刊显得清冷寂寞，如同鸡肋，弃之不忍，食之无味。那时候的花地，一个星期也只有两三期，每期的版面又被汹涌的广告挤占成真正的“豆腐块”，在每天数十、上百版的厚报年代，不过只是聊胜于无。更多的报纸则直接取消了文艺副刊版，保留下来的也都纷纷改版，走娱乐化、生活化的路子，名存而实亡。

　　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羊城晚报却悄悄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减反增，将其拥有的两大名牌副刊——文艺类副刊“花地”、生活类副刊“晚会”一并扩版，恢复为天天见报。

　　究竟是什么促成了领导层这一决定？后来我也并没有见到相关的系统阐述。我想，应该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报业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本能地感受到了某股暖流，敏锐地捕捉到了灵感的来袭。

　　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再一次扛起了改革先行者的旗帜。这份敏锐的嗅觉，来自于羊城晚报数十年的文化积淀。这份报纸，从诞生之日起，“花地”“晚会”两大副刊，就占据其半壁江山，这一强大的文化基因，促使着她对于文化副刊有着天然的责任使命感。这种应时而动，又何尝不是岭南文化低调而务实的生动体现！

　　那个时候，“打工皇后”吴士宏的自传体故事《逆风飞飏》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红遍大江南北。羊城晚报的这一做法，也称得上一次完美的逆风飞飏，引领着报纸副刊风气之先。或者借用的说法，可谓一次接近于完美的抄底，其影响延续至今。

　　可以肯定的是，对副刊版面的扩版，与文艺部主任的竞聘上岗，是互为因果的，是领导层的谋定而后动。在竞聘之初，我当然还不可能知晓这一层，但凑巧的是，我的演讲稿正是按照每天一个版块，一周五天的频率来构思的。

　　当时花地的版面，见报频率大概是一周两三天，所以设计为一周五天，本意是想着多准备两个版块供领导挑选人民日报经典美文。没想到的是，在我演讲完进入提问环节时，有领导紧接着便提问，如果一周每天都见报，你还有什么版块可以增加？这一提问，瞬时点醒了我，让我读懂了提问背后的真正含义，不免又惊且喜。惊的是没想到改革的力度如此之大优秀散文1000字，喜的是自己的思路正好与此对路。

　　竞聘的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以所谓的“施政”报告及现场的发挥，说服了在场的一众领导评委。

　　对“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说法，我阐发了一点自己的认识，借用足球场上的战术，认为一味的防守是守不住的，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因此，花地立足文艺短篇散文100字，但更要走出文艺的象牙塔，要用新闻的手法来经营副刊。

　　为竞聘我确实做了充足的准备，对于结果则并没有太多考虑。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相对从容的心态，没有患得患失，没有任何的顾忌，完全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自由地发挥。

　　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报社的这次竞聘，竟然没有所谓的“内定”，而可以不拘一格。起初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不成想，这一入副刊深似海，从此成为“花地”种花人。

　　走出去，是自己此前立下的军令状，也是花地重新出发的必然选项。走出去，才可能突围，令花地堂庑顿开。

　　一方面，是思想观念上的“出走”、解放，从纯文学的象牙塔里走出去，由文学而文化而社会优秀散文1000字，走大副刊大文化之路，求新、求变、求美，以丰富多彩的大副刊的崭新面貌适应时代前进步伐和读者需求。

　　副刊的格局本来并不狭隘，只是随着报纸版面分类的细化而被蚕食，慢慢地就退到越来越窄小的胡同。可现实恰恰相反，随着大众文学的重新兴起，文学的生存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无所不在。副刊人必须将自己的关注视野跳出文人的小圈子，努力寻找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表达。

　　其次，就是让久坐办公室的编辑更多走出去，从相对静态的稿件编发到主动出击，不仅编发作者来稿，同时推出记者编辑采访的新闻性副刊版面——“文艺现场”版。采用访谈对话形式，有计划地系统追踪海内外著名的华文艺术家的最新动态，向时代的写作现场不断漫溯。

　　这趟京沪之行，收获满满，愉悦而难忘。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们白天个别登门造访，晚上集中宴请，面见了数十位著名的作家、评论家，也通过他们向其他的作家们广发约稿函。大家对羊城晚报有意重整副刊这片“山河”，把花地做大做强的做法高度赞许，也都答应定当出自己的一份力。

　　10月20日晚：李国文、从维熙、王充闾、吴泰昌、李敬泽、刘元举、周大新、阎连科、刘庆邦、祝勇、林白……

　　包括省略号里的这串长长的名单，很多是花地的老作者，也有不少是新人，后来他们无一例外都成为花地的忠实作者，连缀成花地作者名单中闪亮耀眼的一行。这样的组稿，此前有，此后也还有，只是规模方式不一，正是这一串串的名单，以及名单背后的一篇篇美文，灿烂着花地的春色满园。

　　就在那本笔记本里，我惊喜地发现，其中的一页手录着一首诗及日期。手录者是鲁迅研究专家人民日报经典美文、杂文家王得后先生，所录为钟敬文先生《拟百岁自省》，曰：

　　据当时的补记，这是在北京一个名叫锦都园的餐厅里。不知这家餐厅现在还在否，记忆却仿佛电影的镜头，瞬间拉回到20年前的那个晚上短篇散文100字。大概是王先生说起了大家刚刚为钟敬文先生过完百年华诞，因住院未能出席聚会的钟先生，口授了一篇答谢辞，并附上了新写的这首诗。

　　钟先生是广东人，我们又是来自广东的媒体，于是，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吟诵起来。我清晰地记得，灯光下，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于是，我适时地递上了笔记本，请他为我手录下这首诗。随后又得寸进尺建议他就此成文。

　　待我辗转北京、上海回到广州，没两天就收到了王先生寄来的稿件。据他说，这也是他首次投稿花地。文章对钟老创作此诗的情由始末，有生动详细的叙述生发，令人动容。很快，12月3日的羊城晚报花地版，便安排刊发了先生的这篇文章，题目为《世纪老人的心声》。

　　只是，仅仅时隔一个多月，2002年1月10日，一代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便驾鹤西去。世纪老人的心声，遂成绝响。冥冥中，以这样的方式，也可算作对这位世纪老人的一次特殊的敬慕致意吧。

　　那些日子，对每一刻的追忆短篇散文100字人民日报经典美文，打开的都是一串故事。与李国文、从维熙等先生的那次聚会，让我切实地领会到了什么叫沉醉不知归路。

　　他们都是我素所敬仰的大作家，读过他们很多的作品，如今一见，又是如此风趣与亲切，夫复何言，惟有杜康！已经记不清说了什么话，喝了多少酒。只记得最后是我去埋了单，而且是一张张钞票地数，然后打车从朝阳区回住宿的海淀区人民日报经典美文。途中，在一个胡同口，我终于憋不住了，蹲到地上便是一阵狂吐。还能依稀想起巷口昏黄的灯光，灯光下的烤羊肉串摊档，再后便是不省人事，完全断了片。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午后。

　　此后，每一次和国文老师通电话，他都难免打趣我：老弟，还喝这么多酒吗？紧接着便常常是一阵爽朗的笑声。显然，那晚的我，狼狈样是从酒桌上便开始了的。

　　后来的日子里，每隔些时日，国文老师便会给我寄来他的稿件。数年后，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协会员，请国文老师介绍推荐，他满口应允，并在推荐表上工整地写下了数百字的推荐语，把两个推荐人共用的那一栏，写得满满当当。随信还让我向另一位推荐者致歉。

　　就在一个午睡初醒的下午，在其地安门街的家中，穿着一件蓝布大褂的莫言，点燃一根接一根的香烟，对着茶杯里袅袅散发的水气，为我们谈起他20岁前生活的梦幻般的故乡，和他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

　　他告诉我们，他笔下的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事实上是发明了一个故乡。

　　对于有人认为他的小说中充斥着残酷与暴力，他作了澄清，也有坦率的反省，反省以后是否应尽力避免太多场面的渲染，即使需要也应含蓄克制，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结束访问，已是薄暮时分。莫言先生送我们出门，不忘客气地夸奖了一句，说你们准备得很认真。整理好的访谈文章，发表在2002年3月6日的花地“文艺现场”版，题目是《发明着故乡的莫言》。

　　很多年后的某一天，香港作家黄维樑先生给我电邮，告知说在一本书里读到了我这篇访谈录。上网一查，才发现收录的是201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莫言对话新录》一书。我为此还专门交涉过出版社，对方答应给我寄本样书，也一直无下文。最后，我懒得周折，自己邮购了一本优秀散文1000字。翻阅后，看到报纸见报时我署的笔名，收入书中已恢复为我的真名，但书中注明的对谈时间，其实是文章见报的日期。

　　那次京沪之行，我们还采访了余华、张承志等人。随后，更有越来越多的文学艺术家在花地亮相。洛夫、贾平凹、陈忠实、韩少功、余光中、黄永玉……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家，都在那时一一走进了花地的“客厅”。他们的性情对话，他们的真挚诉说，他们不为常人所了解的心胸抱负，他们生命奔跑中的艰辛和苦恼，他们的所感所叹所思所求，都在这里真实地呈现。他们，以自己的才华和成果代表了一个时代特有的声音，我们则较客观地记录下了这些声音，描摹下他们的风采。

　　后来，几位采访主力记者都结集出了相关的专著。光是这几本专著里的受访对象，合起来已不下百位。这些智慧的结晶，是花地积累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代文学史上一笔丰富生动的素材。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常被喻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于文学发展如此，于文艺副刊亦然。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面对时代的呼唤、读者的感召和艺术的吁求，文学批评如何“展翼”和“转轮”，显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有可为的空间。

　　2004年，花地开展的“广东文学无批评”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时间，算得上我们在文学批评之路上的初试啼声。

　　那年的5月23日、24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周年之际，广东省第二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也将在广州召开。这也是继1993年第一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后广东青年作家队伍的又一次展示。

　　大家一琢磨，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创作的希望在青年，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促进广东的文学创作。而广东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并不如人意，其中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批评的无力与匮乏，无疑是来自于文学内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能借此会议召开之机，来一次对广东文学批评现状真刀的批评，呼吁批评力量的加强，应有利于广东文学的健康发展。

　　一开始短篇散文100字，我们向几位对广东文学相对熟悉的批评家约稿，但一听说是批评，便纷纷打起了退堂鼓。好不容易说服了其中一位，几天后交稿的文章仍如温吞水，无法体现我们的意图。

　　这样的结果，其实也属正常，这不正是批评现状的反映吗？最后，我们只好自己操刀，化名抛出了第一篇文章《广东文学无批评》，于2004年4月17日花地版见报。文章提出了三大问题：广东文学有批评吗？广东批评家都干啥去了？广东文学如何批评？

　　犹如一块冷硬的石头，砸向当时的文坛，使沉寂多时的一池南国春水，顿起阵阵涟漪。广东的作家短篇散文100字、批评家们随后纷纷登场。等到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之时，这个话题水到渠成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人甚至因此呼吁恢复昔日《当代文坛报》，以加强广东文学批评力量。

　　从“广东文学无批评”发端，到呼吁“广东文学不能无批评”，现在想想，那时人们对批评的接受度，对媒体的宽容度，颇为令人感动。

　　一年后，又一场“寻找诗歌”的系列讨论，推动了读者对诗歌的反思，也将花地再次引入媒体批评的现场。其规模和力度都更加强烈，范围更波及全国，一时成为网络热点。

　　2005年7月，《天涯》杂志的主编李少君邀请了国内十余位诗歌界人士，在海南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笔会，同时对浙江诗人潘维、云南诗人雷平阳的诗歌进行研讨。我有幸获邀参加。

　　这并非一场严格意义上的研讨会。只是在某个夜晚，在万籁俱寂的群山之巅，在灿烂星河之下，十几个人坐在了一起，随意地聊了起来。提供给大家的，也就是打印好的几页纸，两位诗人的十几首诗。

　　起初，一切都显得随意而轻松。可随着两位诗评家在现场对诗歌的生命力与质感的争执，氛围陡然间变得火爆，以致研讨会也在一方的拂袖而去之下不了了之。

　　与外界对诗歌的漠然和偏见不同，诗人之心如此赤诚。相较于绝大多数研讨会上的你好我好大家好，诗人的真诚与直率展现无遗。两个平时私交甚好的诗人，只是因为第三者的诗歌讨论，因为彼此诗歌观念的某些差异，一时间便争执得面红耳热，不欢而散。

　　媒体一定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当时大家对于诗歌其实有不少较为极端的看法，各种诗歌的写作也程度不一地受到责难。因此，当我在现场第一次读到雷平阳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一诗时，就为其独特的结构形式所吸引，也就有了以此诗为由头进行讨论的设想。其诗摘录于下：

　　中间略去的，就是全部三十多条支流的排列。选择以此诗为例，首先就是因为其形式的极端、特别，容易引发读者的关注。事实上，现场的争论并非全由此诗而起，这首诗也不是雷平阳诗歌中的最佳之作，但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对此诗的讨论，既对现场的争论有某种回应和延伸，更可以鲜明地呈现出诗歌界和读者的多元观点，从而对社会上的种种看法给予回应。

　　编辑部邀请现场四位嘉宾单就此诗专门行文，而观点迥然对立。也请作者雷平阳撰写了创作手记《我为何写作此诗》。

　　版面冠以的大标题是：“这样的‘诗’还是诗吗？”这一发问，单刀直入地标示出了正反两方意见的对立程度。如今想来，这样的质疑，一定是给了作者以不小的压力吧。不过作者并没有因此而表达异议，给了编者以最大的空间与尊重。

　　这个版面，同时呈现了作者、正方与反方三方的观点，是经过了我们精心策划、精心组稿完成的人民日报经典美文。其实，评论者的质疑，也正是当时社会上对诗歌的普通的质疑。我们预感到它应该会引发读者的关注，但反响程度之激烈，依然远远超乎我们的想像。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万千读者瞬间被席卷而入。

　　有人质疑，如果这样的诗算是诗的话，那他随手就可以写下一长串，但马上就遭到反驳，人家第一个这样写是天才，你第二个就成了蠢才。有人批评这种愈演愈劣的简单化倾向人民日报经典美文，有人却认为这是有效的写作，无技巧就是大技巧。至于诗人自己，多年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坚持，如果让他再写一次《澜沧江》，他只会再抄一遍，不改一字。并且开玩笑地说，这首诗歌是试金石，能够试探出你对诗歌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正如诗人的真诚与直率，不是尖峰岭诗会现场的争论，我们还不容易感知。诗歌的热情与力量，不是这样的一场争论，我们也不容易有一个形象化的直观，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对诗歌如此狂热的隐性读者在。

　　从一首诗的探讨扩展到对整个诗歌界的审视，在媒体的推动下，这场“全民式”的讨论愈演愈烈。这样的讨论，无疑比单纯地发几首诗歌、几篇诗评引人关注，也有价值有意义得多。

　　诗人雷平阳，经过了这番“历练”，也成功地从云南走向全国更阔广的领域，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即使是现在，百度里只要一搜索雷平阳的名字，就会蹦出这场诗歌讨论。这已经成为他抹不去的胎记。

　　再后来，“始作俑者”的李少君兄，从海南赴京出任《诗刊》主编，依然念兹在兹，多次和我聊起，什么时候我们能再携手策划一次像尖峰岭之夜那样的诗歌讨论。

　　媒体的生态在变，不变的是花地永远芬芳四溢！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依然在这里种着花。侍花如侣，读花如人，在每一朵花的故事里会心、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