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0岁的谭文，原是湖南邵阳市省汽车制造厂职工，1995年6月下岗后南下广东打工。只有中专文凭的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边打工边求学。先后获得了湖南大学的大专文凭，并考上云南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两年后，他提前半年毕业，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他的人生因为不屈服于生存的压力而步入了一个辉煌的境界。

　　1993年9月，谭文从邵阳市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湖南汽车制造厂生产计划处从事生产计划工作。但是，正在他一展宏图，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由于工厂效益不好，他被宣布下岗了。当时，谭文进厂还不到二年。宣布下岗那天，谭文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办公室的。他忧郁地回到所住的单人宿舍，躺在那张单人床上，眼望天花板，不禁眼泪长流。他想起父母含辛茹苦地送他读书时情景：1973年，谭文出生地湖南新邵县下源乡一个偏僻的穷山村里，这是邵阳市最贫困的一个乡村。谭文家中姊妹3人，在家他排行老二，尽管父母非常努力地起早贪黑地忙碌，一家人的生活仍处在温饱线以下，父母还要供他们几姊妹读书就更不容易。但谭文从小读书一直发奋努力，成绩很好，家里也对他寄予厚望。高考时，由于运气极差，只考了一个中专。但这在那个穷山村来说，却也是一件喜事，这就意味着谭文将从此走出这个穷山窝，到城里去过好日子了。为此，父母倾力相送，几乎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妹妹也过早地辍学在家。

　　眼下，自己刚参加工作还不到二年，却下岗了。自尊心极强的谭文，又怎能有脸回去面对曾指望他有大出息的父老乡亲?今后的路又该怎样走呢?想着、想着，谭文不禁冒起火来，抬起一脚把房子里的一只脸盆当足球，踢得叮咚响。这一响，把楼下一位正在午休的工人师傅也踢出了火，他怒气冲冲跑上楼来，想骂人。推开门，见谭文正泪流满面，知他必有什么难言之苦，便一把抓住谭文的手，拉他下了楼。在这位工人师傅的一再追问下，谭文不禁说出了下岗后的难处。这位工人师傅一听，便开导他：“小伙子，不要遇到事，就沉不住气吧!你还年轻，人生刚刚才起步，对你们年轻人来说，下岗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发奋努力，大好的前程在等着你啊!你看我，快50岁的人了，家里是上有老，下有小，下岗后天天靠蹬三轮车为生，不是也照样在过日子吗?谭文经这位工人师傅一说，顿时豁然开朗。他决定到广东沿海等地去闯世界。

　　临行前，他的同学就劝谭文到邵阳市广场买张假大学文凭，到广东那边找工作会好找一点。但谭文没有这样做，他说，我家里父母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人不能没有志气，做这事我脸红。

　　就这样，谭文在提包里塞满自己需要替换的衣服，以及几本自己参加函授大专学习的书籍，然后带上那张中专文凭，满怀信心地登上了邵阳至广州的火车。在广州火车站下了火车，谭文来不及找旅馆，便就近在广州到处找起了工作。谭文最初的想法是想应聘到一些公司去搞文员或者管理人员的，他想自己曾是学机械专业的，又在工厂的生产部门，独当一面从事过计划管理工作，他自信自己能行。但结果大多的公司见他学历较低，都把他拒之于门外。当时谭文真的有点后悔没有听同学的话，买张假文凭应聘。谭文急了，不禁把应聘的待遇也降低了许多，干保安、当保管、甚至连清洁工，谭文也想尝试着干了，但这些工作谭文也无法找到。原因是到广州找事的人特别多，招聘的单位很挑剔。一家公司张榜招聘保安，谭文曾满怀希望去应聘，结果负责招聘的人事经理说他个儿不够，要他回去好好吃几年饭，长高了再来，把谭文气得不得了。这样，谭文在广州一连转了好几天，工作仍没着落，身上所带的一点盘缠，也所剩无几了。夜晚，回到住宿的个体小店，躺在那肮脏不堪的床上，谭文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眼望天花板，不禁又悄悄地流下了眼泪。为了不使家里的父母为他下岗而担心，他是瞒着家里父母出来找工作的。临行时，他还特意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是厂里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家里常联系，希望家里人不要为他担心。这时的谭文，真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了。他想，再这样下去，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自己是孤独地一个人出来找工作，不像是那些南下的民工一样成群结队，有群体优势，互相都有照应，且信息面自然比单个找要宽广。再是现在不是年初，用人单位基本上都招聘满了。在万般无奈之时，谭文便拿出电话本翻起来，希望能够寻找到在广州附近工作的同学或朋友的电话。一翻，终于找到了一位在广州增城市打工的一位同学的地话号码。谭文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这位同学打了一个电话，把自己下岗来广州寻找工作的事向这位同学说了。这位同学听了，还讲义气，叫谭文先去他那里落脚，然后再一起帮他找工作。谭文高兴地放下电话，便马不停蹄地直奔增城。不久，在这位同学的帮助下，谭文终于在增城附近的新塘镇的一家服装公司找到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月薪400元。谭文高兴得一乐，这是他上岗时工资的二倍。本来说，仓库管理应该是一份很轻闲的工作。但谭文去了才线元工资并不好捞。他一人要身兼数职，既是仓库管理员，又是保管员、搬运工。每天进出货很多，装车、下车，谭文一工作起来，几乎就没空过。加上广州气温高，又正临夏日，室内温度常常达到摄氏40多度，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湿。一天下来，谭文常常累得腰酸背痛。到了晚上，谭文就住在仓库的一间房子里。房子里窗户很小，空气无法对流，白天被太阳一烤，夜晚房子里热得就像蒸笼，电风扇刮出来的风，也成了热风。在这样的环境中，谭文便静下心来想：今后要想再重新找到一个理想的，很安稳的工作的话，唯一的办法还是要读书。因为只有读书，用足够的知识充实自己，才能改变这种真正卖苦力的命运。当然，谭文也尝到了那种拿着中专文凭，在广州城里寻找工作时，被人不屑一顾的轻蔑。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也是一件更辛苦的事情。在未来广东之前，谭文就在工厂里参加了湖南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的函授大专，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谭文不想放弃。于是，他从提袋里翻出书，自学起来。拿着书本看了不到几分钟，汗珠就不停地滴落在书本上，谭文就找来一块湿毛巾，边擦边看。实在受不了，便又洗过冷水澡。有时，他也找条凳子，坐到外面看书，但外面的蚊子多得不得了，蚊香、扇子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看一会儿书，谭文常常被蚊子咬得遍体鳞伤。但不管条件如何艰苦，谭文始终坚持着。有付出就有回报：一年后，谭文回湖南参加了考试，各科成绩都顺利地过了关，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湖南大学颁发的经济管理专业的函授大专文凭。

　　取得这张大专文凭后，谭文心想，这只不过是自己在知识的海洋里，上了一个小小的台阶，但还不能代表什么?要想摆脱眼前这种境况，要想为将来求得一个好的职位，为社会真正做些事情，就得扎扎实实地多学点真本事。这对谭文来说，还得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人决不能屈从于命运。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考研。

　　谭文深知考研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何况对自己这样一个打工仔，那就是难上加难。但心中有了这样的高目标，谭文哪怕是上刀山，入火海，他也要闯一闯。俗话不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从此，谭文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休息日，他跑到新华书店买回了考研的课本。白天是绝对没有时间学习的。一到晚上，不管那天工作多累，任务多重，身体有多疲劳，房间里多热或多冷，谭文总是要强打起精神以超人的毅力，看书做笔记到深夜。为了学好已荒废了好几年，几乎已忘得了一干二净的英语，谭文买回录音机和磁带，照着课本啃，并拼命地背单词，甚至连吃饭、上厕所都不放过。他自信：只要自己刻苦努力，记忆一定会被唤醒。但使谭文感到更头痛的是，一些习题如果没有老师辅导，根本就看不懂。像高等数学这门课，谭文就自学得很费力。实在搞不懂的，他只好利用休息时间，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去请教一位教数学的老师。这位老师的教学任务很重，加上高中的数学也还未上到高等数学这个地步，要辅导谭文，这位老师还要重温过去大学时学过的课本，一些难题，她也不可能一下子弄懂。谭文也不好意思经常去麻烦人家解决难题。但事后当这位老师，得知谭文是位打工仔，准备自学考研时，被谭文的这种志气和抱负所感动，主动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谭文。并对谭文说：“小兄弟，今后你如果有弄不懂的地方，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来问，不要怕麻烦，共同学习吧!”事后，当谭文打去电话向她请教教学难题时，这位老师就耐心地拿笔先记住谭文所要问的题目，然后要谭文在电话亭耐心等待，等她弄懂之后，她再打电话过来告诉谭文，这样，有时他们在电话里一聊就是个把小时。有的难题在电话里实在无法说清楚的，这位老师就找机会向谭文当面解答。使谭文很受感动，同时也更坚定了他考研的决心。

　　就在谭文雄心勃勃，准备大战一场的时候，谭文打工 的这家服装公司的老板，却无故解聘了他。这事，谭文后来才获知：这是因为这家公司的一位副经理的远房亲戚来找工作，副经理开后门让这位亲戚替代了谭文。

　　没有了工作的谭文，孤苦无助地踽踽独行在大街上，继续寻找一份工作。谭文心想，只要有了落脚的地方，不管多苦，多累，他仍可以照样坚持学习。不久，谭文联系到了家乡的一支建筑队，正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承包了一栋楼房。他便来到了这支建筑队打工。初来乍到，谭文干的是搬砖块，挑沙石等体力活。一天十几个小时一下来，累得骨头就像散了架似的。刚好谭文到这里的时候，又碰上是一个夏天。在广州过冬天还可以，到了夏天，气温高，日子确实难过，何况还要在被太阳蒸烤的建筑工地上做体力活呢?到了夜晚，谭文就与10几个工友，睡在一间棚子里。尽管广州的蚊子曾被形容为“三只蚊子一餐菜”，但工友们一躺下就再也不想爬起来。谭文说，那简直就是过炼狱般的生活，比犯都不如。但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谭文照样坚持学习。为了不影响其他工友休息，谭文从不敢开灯，要看书，只能借着外边路灯透进棚子里的光亮。有时实在打不起精神，谭文就拿着书本不知不觉地睡觉了。工友们知道谭文天天晚上还在看书，都感惊奇。大家便劝：“谭文，在这里，人都要累死了，你还看什么书，身体要紧啊!”当然也有讽刺挖苦的：“想出息，还是到家里看书好，何必要来与我们一起受这个罪呢?”谭文笑了笑，没有吱声。于是，工友们善意地给他取了个诨名：“谭博士”。

　　建筑队的老板，知道谭文在这种环境下，还在顽强地坚持自学，对他很是佩服。照顾地安排他进伙房帮忙。到伙房干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伙房加上谭文一共仅3人，每天一日三餐要搞出100多号人的饭菜。这毕竟比起在建筑工地上挑砖块和泥沙要轻松得多。有时甚至还有一些空闲时间。这样，谭文一有空，就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看书。

　　1998年2月，由于谭文户籍仍在工厂，便回到湖南参加了考研。这一次，谭文仅以8分之差而名落孙 山。但他没有灰心，他想，这次没能考上也好，再打一年工，在经济上再多一些资本积累，为今后读研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谭文把自己这次考场失利的原因归纳有二个方面：一是觉得书本知识掌握得还不够透切，没有很好的得到灵活运用;二是觉得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临场发挥不佳。为了使第二年的考试发挥到最佳水平，谭文在智力上再次进入了大的投入，到新华书店买来了大量的各种考研书籍和模拟试题。每天除了干活之外，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看书做习题上，睡眠时间每天不足4小时，人瘦得 几乎脱了形。工友们见了，都说谭文是在玩命。当然大家也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与他一起干活的师傅也尽量地给谭文一些帮助，要是活计忙得过来时，就让谭文到一旁看书去。

　　一转眼又到了第二年的2月，谭文考研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建筑工地的老板为了照顾谭文，便叫谭文提前15天回湖南参加考试，并许诺不扣他工资。谭文一回到家，便躲在工厂的宿舍里，足不出户，一心钻在学习上。2月28日，谭文再次走进了考研的考场，当他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时，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全身软绵绵的。回到厂里的宿舍。他一倒在床上，不吃不喝，睡了整整的一天一晚24个小时。睡足后，谭文便又南下，出现在建筑工地上。

　　1999年8月初，谭文接到了工厂人事处打过来的电话，告知他：他已被云南民族学院国民经济学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谭文放下话筒，喜悦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太高兴了。当建筑工地的工友们，获知谭文考上了研究生时，工地上一下子沸腾了，那些没有多少文化，平时说粗话讲痞话，但又很憨厚的工友们，竟高兴得把谭文抬了起来，抛来抛去。建筑工地的老板，也感到脸上有光，破例提出当晚加菜，庆贺谭文考研成功。因为这是他这支建筑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新鲜事。第二天，他给谭文提前开出了工资，并叫人开车把谭文送到了广州火车站，给他买好了一张开往邵阳的火车票。

　　不久，谭文坐进了云南民族学院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他深知：考上研究生只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并不意味着从此就端上了金饭碗。尤其是在这个知识不断更新的年代伤感的伤感唯美散文，求学之路还很漫长。

　　然而，摆在谭文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谭文考上的不是公费研究生，每年6000元的学费，就让谭文大伤脑筋。尽管他打工几年，积累了一些资金，但并不是很多，加上考研时，买书，买资料等，也花费了不少的资金。家中年老的父母也不可能再给谭文太多的帮助，由于谭文读研，档案关系等都已转到了所在学院，工厂每个月几十元的下岗生活费也没了。

　　于是，谭文便利用星期天或晚上到昆明市的一些家庭去做家教。为了多赚几个钱贴补费用，谭文一连承担了三户人家的子女的家教。为了节省坐车费用，他跑到旧车市场，花了50元钱买回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就骑着那辆旧自行车轮流去上课，并把个人的生活费用，每月控制在250元左右。为了节省开支，每年的寒暑假，谭文很少回过家，把时间用在了打工筹集学费上。

　　在学习上，谭文也没有半点的松懈。他想争取拿到学院的最高奖学金--五达观奖学金，但这种奖学金，研究生班的40多个同学中，每年也就只有二、三个人才能拿得到。为此，谭文为了不耽误学习，每晚做完家教回到学校，总是坚持把当天的功课温习完，值到弄懂、记熟。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研究生公寓的灯光只有谭文寝室的灯，熄得最晚，然而，每天又是谭文第一个最早出现在教室里。由于他的发奋努力，谭文由最初研究生班入校时第一期的26名，一举跃到了第二学期的前十一名。在云南民族学院，他的任课教授和导师以及他的同学对谭文的评价都很高，说他是一个舍得吃苦，上进心特强的好青年。

　　谭文尽管学习任务很紧，尽管在读书时间还要到外面去打工，赚回每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但谭文对学校以及社会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都能积极参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党。有付出就有回报：第二学期，谭文终于获得了学院的五达观奖学金。当他领到这笔3000元的奖金后，除了还清了向老师、同学借的学费欠款外，还向当地的希望工程捐了200元。他的任课教授和同学们都说：“作为一个靠打工自费读研的下岗打工仔，谭文的这种精神多么难能可贵。”谭文却说：“我是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学子，我深知农村的孩子，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的不易。为他们做点什么是完全应该的，只是我目前还不能。”

　　2001年6月，谭文顺利地通过了他的《通货紧缩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论文答辩，提前半年硕士毕业。

　　这时的谭文，已经不是几年前下岗后，去为寻求工作而苦恼了。毕业前夕，就有好几家单位向他发来了聘任合同意向书，湖南的一家名牌大学也向他发出了邀请，并提出优先解决他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谭文为此倍感欣慰，证明这些年来自己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面对这些，谭文也曾为之心动过，但是，好学上进的谭文经过这些年来的艰苦磨砺，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他想，尤其是在这个知识不断更新的年代，知识越多越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自己既然这么多年都苦过来了，还苦几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决定向更高的目标奋进--考博。于是，谭文又过起了炼狱般的生活，整天不是泡在图书馆，就是在宿舍看书，有时连饭也是同学帮他带到宿舍来。2001年10月，他如愿地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的目前竞争最为激烈最为热门最为难考的金融学专业国际金融研究方向的公费博士研究生。这样，谭文的人生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高起点。在这所现代化的大学校园里，谭文真可谓如鱼得水，他不用再去打工读书了，因为学校每月350元的生活费，对省吃俭用惯了的谭文能说，已经足够了，他把所有的精力全部用于学习、研究上，他先后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好几篇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他的《亚洲货币合作中我国的货币导向》的研究课题，受到了国际金融界一些权威人士的极力评介，并准备作为选题列入国家课题。还未毕业的他，现在就已有好几家大型跨国金融集团，和国际融资集团以及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以优厚的待遇为条件，提前向谭文发出了邀请。

　　【人生悟语】博士是不是谭文最大的成功?应该不是，因为谭文的不懈已经感动了太多人的心。坚强的谭文为了自己心中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在磨难中成长，执着地追求着人生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就是说，谭文用他的坚持给更多人带来的是一种引导，一种关于坚韧，关于成功，关于生活和生命的实质的启示。相信谭文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该文发表于2004年2月24日《经济日报》，2004年10月22日《湖南日报》、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报》，2005年3月9日《长沙晚报》，2003年9月25日《湖南工人报》，2003年8期《中国研究生》，2003年8期《人间方圆》，2003期9期《青年之友》，2003年20期(旬刊)《职业技术教育》，2003年8期《涉世之初》，2003年8-9期合刊《时代邮刊》，2004年4期《龙门阵》以及《湘声报》、《当代工人》、《家庭教育时报》、《卫生与生活报》、《湖南科技报》、《湖南邮电报》、《自学考试报》、《邵阳广播电视报》等近30家报刊;其中被2004年5期《青年文摘》，2004年5期《金融信息参考》，2004年8期《北京支部生活》，《招生考试报》等报刊转载;入选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困难是我们的恩人》一书;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感动你一生的人物全集》一书，文中主人公谭文曾被央视邀请做客《小崔说事》节目)

　　十多年来，我在全国200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上千篇，200多万字，并多次在各种报刊征文活动中获奖。我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追求实现了人生一次新的腾飞。

　　记得那天是一个很灰暗的日子，一位厂领导把我叫去，试探着问我：“小肖，工厂不景气，决定下岗一批职工，经研究，你们科里要下岗一个，你看下谁好?”

　　对于下岗，早就有心里准备的我，经这位领导当面一说，竟不禁有点顾虑起来。我在心里琢磨着：科里三个人，一个是军嫂，她丈夫远在边防服役，能忍心让她下吗?一个是负有工伤的老同志，兢兢业业地为工厂工作了几十年，难道在他临退休之前，也先让他下岗不成?

　　三人中，觉得自己才是较合适的下岗人选了：30岁还不到，虽然个头不是很高大，身体也不是那么很健壮，但毕竟是一位年轻的男同志，况且，自己到这科里工作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很长，怎好意思忍心让人家先下岗呢?权衡再三，我只好决定自己下岗。我把这一想法对领导一讲，领导说：“你的难处我明白，所以找你商量，我们还正准备让你担任科里的负责人，一科之长，能让你下岗吗?”

　　从厂办公室走出来时，天空中似乎还飘了一些毛毛细雨，走过天桥，我抬头看了看那象征工厂耸立着的高大厂徽，难过得直掉眼泪。

　　回到家，我把下岗之事对妻一说，妻老大的不快活，说：“你在部队打过仗，立过功，在工厂，同样干得很不错，年年是先进模范，年纪轻轻的怎能让你下岗呢?我得找领导去!”我忙拉住妻，把情况如实说了。这一说，妻更火了，说：“就你风格高，人家给你科长不当，却要下岗，你想想，下了岗，你能做什么，等着喝西北风去吧!

　　平时整天忙于工作，似乎总没有睡足的我，下了岗再也用不着按时起床上班了。于是，在家好好昏睡了三天。睡足了，觉得该出去找点事做了。做什么?此时真有些作难起来：自己生长在农村，又当过四年兵，复员后，在车间搞过车工、焊工，还干过经济民警，吃苦是不怕的，但车工、焊工100个经典美文，学得不是很精，自从调科室以后，已好多年没摸过工具了;去卖苦力，自己又一介书生样，想必人家不会要，自己可能也吃不消;做生意，又苦于没有本钱。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自己目前除了在写方面稍强一点外，别无所长。这样一想，我便把那些发表过我文章报刊翻出来，跑了市里唯一的二家报社、电台、电视台去找工作。总编、台长们热情接待了我，也翻看了我的剪报本，但非常遗憾地摇了摇头，说，我们这里人员都已超编，实在无力帮你啊!

　　我垂头丧气回到家，来不及多想，从柜子里翻出只大袋子，匆匆打点一下，准备去沿海一搏。据说，沿海一带报刊媒体、企业、公司多如牛毛，心想，当不了记者、编辑，到哪家公司去当个小小秘书也行啊!

　　妻下班回家，见我这阵势，急了，不禁大泼冷水：“你逞什么能啊!一无文凭，二无任何专业特长，三无亲戚朋友，仅凭你这几篇豆腐块文章，盲目地去闯海，只怕你是掉进海里回不来啊!”妻子的话，极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我火了，横蛮地说：“我怎么不能，我就行!”边说边把提袋一背，并把门重重地一关，“乓”的一声便出了门，登上了一辆开往火车站的中巴车。买好南下的火车票，顺着拥挤的人流上了火车。就在火车起动的一瞬间，我发现妻子追到了站台，正在叫着我的名字。这时，我心软了，只得把头伸出车窗，对她挥了一下手，说：“你回去吧!”妻眼里噙着泪花，跟着火车边追边喊：“找不到事，就早点回来啊!”但火车一起动就跑得那么快，很快就看不见妻的身影了。当我把头从车窗缩回坐定以后，才意识到我走得实在太匆忙了，以至几件用来替换的衣服也忘了拿。

　　转了二次车，到深圳已是第三天的上午了。面对着这繁华的都市100个经典美文，我茫然四顾，不知该往何处去?街头到处是寻找工作的年轻人。这时，我懂得了外面世界的钱并不好挣。为了尽快找到事做，我漫步深圳的大街小巷，一家一家单位地进，一家一家单位地出，得到的似乎都是统一了的“口径”：“我们这里不需要人。”一连转了几天，我徒劳无获，身上所带本来就不多的一点盘缠，也所剩无几了。夜晚，回到住宿的小店，躺在那肮脏不堪的床上，眼望天花板，内心感到万分的孤独和凄凉，泪水不时地涌出来。我是一个要强的人，心想就这样回去，又怎能有脸面对着妻子和孩子。我只好最大限度地降低一切生活费用，饿了，只啃几个面包，渴了，喝几口凉水，早出晚归，奔赴在深圳大街小巷……

　　实在无计可施，便冷静地坐下来想了足足一个小时。我想到了深圳一家有名的杂志，一年前发过我的一篇文章。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找这家杂志的编辑借钱，来到杂志社，曾给我编发稿件的那个编辑，已经是杂志社的副总编了。她对我的名字谈不上印象，但提起那篇文章，她马上就说：“你是邵阳来的。”我把自己来到深圳的经过一说，她慷慨地拿出了300元钱递给我，说：“钱不用还了， 你还是回家去吧!我相信你的文字能力，如果回家后，能够坚持从事写作也同样大有作为啊!现在不是时兴自由撰稿人吗?到时写出了名气，自然会有人找上门来。”听着她的话，我连连点头似乎茅塞顿开。就这样，我带着醒悟，带着10多天的艰辛和疲惫，带着失落的梦想，毫不犹豫地走向车站。

　　万事开头难，真的要动起笔来，又不知从何着手，深知写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妻在一旁一个劲地鼓励我。家里的活，她也全包了，连辅导小孩做作业，也在外面的走廊上悄悄进行，尽量不打扰我，为我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写作环境。

　　从此，我真正开始了我的写稿生涯，我的文学创作生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整天没日没夜地写。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共写稿15篇，将近3万字。这3万字，对于一个名家来说，也许只不过是几天的数量，但对于我却是整整一个月的心血。稿子投出去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开始泄气了。心想，整天坐在家里这样没日没夜地写，也不是办法。看看自己，头发长了，胡子粗了，食量越来越少，人也消瘦了不少，妻见了暗暗心疼，既给我鼓气，又好言地规劝：“你啊，做事总是那么急伤感的伤感唯美散文，来日方长，放松一下心情好不好，别这样玩命地去写，平时你上班时，随便涂的那些文字，不是也能上报吗?”妻从口袋里掏出50元钱递给我，又说：“厂里又发了一个月工资，今天你就别写了，上街去理个发，到图书馆去看看报，轻松、轻松吧!”在家“禁闭”了一个月的我，听着妻子的话便上了街。冬日的太阳高高地悬挂着，街上的空气似乎显得比平时新鲜许多，来到市里的图书馆翻看着报纸，眼睛突然放亮，我的一篇题为《战友》的文章被刊登在《中国机电日报》上，紧接着我又在《中国环境报》、《中国汽车报》、《深圳特区报》等5 家报刊上分别发现我写的文章。高兴地回到家，下班回家的妻也给我带来好消息：二张汇款单和一份寄自《汕头特区晚报》的样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写的这些稿，便陆续地登了出来，事后一算，那月的稿酬上了600元，比我在岗时的工资还要高出几十元。

　　我信心大增。但是，在上岗之前偶然为报刊投稿，不管它采用与否，纯属是为了一种爱好，不觉得累，也没有压力，现在除了这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靠赚取稿酬维持着生计，既有压力，又倍感觉辛苦。右手中指与食指之间由于长期间握笔长出了厚厚的一层趼。为了减轻我的写稿压力。提高书写文字的速度，妻把家里仅有的4000元钱存款取了出来，托一位朋友为我买回一台旧的286电脑和一台旧打字机。但没等我完全操练熟悉， 由于电脑年道已久，是坏了又修，修了又坏，家里的那点家底也全部被它折腾空了，只好干脆搁置一旁。不得不又重新拿笔。

　　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的我，既不会做买卖，也不会拉赞助。全家三口的一切生活费用，就这样，几乎靠我一个字地一个字地写。说起来，写作本是一件雅事，但一旦将它与生存联系在一起，这雅事就要大打折扣。于是写稿成了我生活中必做的事情，有时因事一天不写稿，竟有一种犯罪样的感觉。这样，每天都有一个小计划，每周都有一个大计划，每月还有一个重大的计划，每天不停地写作，一直写得头昏眼花。

　　要想自己在创作上有更大提高，光靠写也是不够的。在这期间，我又挤时间参加由中国科技大学举办的中文函授学习，在短短的一年多期间里，我先后系统地自学了《文学理论基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心理学》、《美学》等10多名大专专业课程。渐渐地，我觉得写稿的范围越来越宽广，题材也越来越丰富，我根据报刊栏目的设置，有针对性地写稿，有的放矢地投稿。既写小说、散文，也写新闻、纪实、报告文学;旅游、美食、时尚、文史各种题材的文章我都写。投出去的稿子，也几乎达到了60%的上稿率，每月的稿酬，多则上千，少则也有三、四百，可以说，我下岗后，靠写稿基本上能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了。

　　长年累月的脑力劳动、营养不良和不曾松弛半点的沉重精神压力，终于使我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我院期间，花掉费用6000多元，这对于下岗完全靠稿费生活的我，无疑是一笔不少的数目，家里仅有的一笔存款妻给我买了电脑，住院的钱，还是借好友的。不愿欠账的我，终于又背了一个沉甸甸的债务包袱。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住院所花的费用，一种对家庭的责任感，又溢满心头，我不得不重新拿起笔，坐在病床上写着。但被妻子发现，她就夺个我的笔，气咻咻地发脾气：“你不要命了!”。

　　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玩命地去写。科学安排时间，规定：白天工作7小时，晚上5小时，每个星期跑两趟图书馆，看看报刊，有时晚上还读读书，看看电视，做到劳逸结合。这样，工作效率反而大有提高，文章的质量也一篇比一篇好。

　　1995年12月26日，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寄自《中国青年》杂志社的来信。给我写信的是当时编“军旅情怀”栏目的彭明榜老师。他告诉我，我的散文《怕游桂林》经评委一致推荐和评选获得了《中国青年》杂志社、深圳政华集团联合举办的“政华杯班排长手记”征文一等奖，并嘱咐我写上二、三百字的心得体会，寄去照片。准备在改版后的1996年第2 期《中国青年》杂志予以刊登。不久我便收到了《中国青年》杂志给我寄来的获奖证书和奖品。紧接着，全国10余家新闻媒体也相继报道了我的获奖消息。

　　《怕游桂林》一文，能在近万篇的应征稿件中，荣获一等奖，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该文是我根据自己在祖国西南边防部队服役当班长的战斗生活经历提炼而成的，文章真实地叙说了新兵刘小勇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血洒疆场，最终没有实现游桂林山水的小小心愿的故事。刘小勇热爱祖国山河，最后为了祖国尊严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其崇高情怀，催人泪下，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教育意义。该文在1995年第4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全国各地许多单位纷纷摘录这篇文章，作为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教材。

　　1999年12月，我的又一篇新作《感觉澳门》，在参加由全国青联、中国青年报社等5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恩溢杯”情牵澳门回归征文活动中，又喜获三等奖。此次征文历时1年，组委员共收到征文稿件1万多篇，中国青年报在选登的54稿件中，经组委会评选出33名获奖者。我的《感觉澳门》一文，以独特的视觉和感受，抒发了华夏儿女对澳门回归的喜悦之情，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1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我手捧获奖证书，再次喜极而泣。

　　在这之后的几年了，我不断更新观念，努力学习，勤奋耕耘，各种征文获奖更是接连不断，先后获得全国各类征文奖达32个。2005年9月，我创作的散文《丰碑千古“受降坊”》，在参加大公报、大公网、中国国家博物馆、香港中华文化城、香港文汇报、凤凰卫视、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征文中，又喜获三等奖。我就是这样，抱着一种坚强的信念，终于用毅力的大锤敲开了生活大门的铁锁，用意志的犁铧不懈地开垦着文学这片沃土。从1994年开始，我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解放日报》、《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以及海外的《世界日报》等800多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080篇，200多万字。

　　多篇发表的文学作品，被选入各种书籍和被电视台拍摄成纪录片，比如获奖散文《怕游桂林》，作为书的重点稿，选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杨成武将军题写书名的《班排长手记》一书;纪实文学《越洋亲情激荡英伦岛》，被选入西安出版社出版的《紫藤记事》。其中30多篇文章，被《青年文摘》等报刊所转载。这些，也许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都是我的心血和汗水凝成。

　　自从在《中国青年》杂志获奖以后，新闻媒体一报道，我在本地也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加上我口碑好，终于应征了那位副总编以前说的一句话：“会有人找上门来的。”一些报刊的编辑老师给我写来了约稿函，有的报刊还专门为我开了专栏。附近的一些民营老板、业主，得知我能写的情况后，主动上门联系，要我帮他们写个材料，打个报告或写一篇新闻报道什么的，我都乐意地为他们代劳。在这几年里，我辛勤笔耕，靠赚取稿酬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还清了住院时所欠的债务，家里也慢慢地有了存款。我还先后7 次向灾区捐款捐物，在1998年，就捐款3次。并且，我两次主动地向税务部门交了稿酬所得税， 受到了税务部门的高度赞扬。虽然数目不是很大，但我尽了我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作为对社会的一点回报。同时，作为一名靠赚取稿酬谋生的自由撰稿人，我同样肩负着一种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我常常自己掏钱，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照样要去采写报道。

　　1996年1月31日夜，湖南邵阳市郊城南乡地段发生了一件造成415人负伤，128 人死亡，震惊中外，建国以来全国罕见的特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新闻记者汇集此地，进行新闻报道。作为业余通讯员的我，也急忙赶往现场。当时，爆炸现场硝烟未尽，随时还有第二次爆炸的可能。现场周围已被公安、封锁，除了在里面抗险救人的人员之外，其他人一概不准入内，连《羊城晚报》的三位记者，也只特许一人入内采访，至于我这个“编外记者”就更难进入了，但我急中生智，赶忙搞来一套迷彩服穿在身上，在部队一位熟知我的指导员的引荐下，以抗险救灾战士的身份进入了爆炸现场。我一边和战士一起参加抗险救人，一边进行现场采访，忙了整整一天一夜。虽然累得腰酸腿疼，但掌握了大量素材。事后，又采访了省、市有关领导及参加抢险救灾的各界人士，以客观，公正的文笔，写了一篇长达5000多字的纪实报告文学《写在废墟上的爱》。请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审查后，立即投寄出去，不久在一家报纸的头版头条登出。这篇花了我15天时间采访和不少精力的文章，稿酬虽然不高，但在社会上起到了好的效果，受到了省、市有关领导的好评。

　　1999年初，得知湖南卫视大型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在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中，与中央电视’98春节文艺晚会并驾齐驱，获得优秀综合文艺奖。于是我便萌发了要去采访两位主持人李湘、何炅的念头。尽管自己所处的城市离省城长沙相处甚远，但我还是花了好几天时间前往湖南卫视对两位主持人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回家后，便写成了一篇纪实性报道：《何炅、李湘──青春偶像 快乐天使》，投出后，被《大众电视》杂志等报刊采用。不久，还被多家报刊予以转载。为宣传本省的娱乐文化事业，做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受到了有关部门领导的好评。

　　1997年7月，我被通过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年轻的省级作协会员之一。1998年3月，我获得第13届“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同年底，经湖南省人事厅批准，并被录用为国家干部。2000年，我获邵阳市“十大杰出青年”奖，邵阳市委、市政府为他记三等功一次。2005年9月，由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我成为邵阳市厂矿企业业余作者群体中获得文学创作中级职称第一人。2006年，获得“湖南省十佳知识型职工”荣誉称号;并被邵阳市人民政府授予“邵阳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7年获“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

　　当初下岗从文，我想到的不过是养家糊口，但我没有料到，一份来自生活的压迫却促使我在一条自己不曾奢望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人生的许多不幸遭遇常常又会是命运的另一种赐予。今天，当我面对那些仍在岗位上的同事时，我甚至常常感到庆幸。

　　(该文编入该书时选用发表于2006年4期《成功之路》杂志的《“十佳知识型职工”是这样炼成的》，文章略有改动，并加进了后面获得的一些荣誉。文章最初发表于1999年10期《致富时代》、1999年12期《文艺生活》、1999年12期《深圳青年》。1999年10月24日《邵阳日报》、1999年12月1日《湖南日报·湘江副刊》、2000年6月22日《中国机电日报》、2000年8月22日《北京日报·生活周刊》，2000年6期《科技富友》、 2001年1期《家园》、2001年23期(旬刊)《职业技术教育》、2001年4期《岁月》、2002年1期《心理医生》、2003年4期《成才之路》、2004年10期《生活·创造》;2000年10月31日《现代家庭报》、2006年2月5日《三湘都市报》以及《人才信息报》、《湖南人口报》、《妇友之友》、《新闻天地》、《中国工会财会》等30余家报刊;其中1999年11月25日《中国包装报·社会文化周刊》以《一条艰辛的从文之路》为题，破例彩版在第一版全文登出8000字，以《执笔谋生路》(经删节)为题，入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自信天生我才》一书)

　　在第二十七届悉尼奥运会上，身高一点五米的湘西土家族姑娘杨霞勇夺女子举重五十三公斤级金牌并三破一平世界纪录，创下了本届奥运会的中国女举神话，她那举重若轻的神态尤其令人难忘，外国媒体称：这是杨霞一个人的比赛。

　　2000年9月18日，悉尼奥运赛场。一位身材不是很高大， 但充满着自信和坚强的姑娘走上了53公斤级的决赛赛台。她，就是杨霞，一位从湘西大山深处走出的土家族姑娘。此时此刻，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电视机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当杨霞经过3次抓举2次挺举之后，她的家乡保靖县迂陵镇顿时一片欢腾，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杨霞夺冠了!”

　　是的，杨霞夺冠了!她以总成绩225公斤超过对手12.5公斤获得冠军，并5次打破3 项世界纪录。坐在电视机前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振奋，都为这个来自湘西大山深处的土家儿女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12月9日，记者在湖南师范大学这所杨霞即将就读的名牌大学校园里， 造访了这位奥运冠军，听她叙说了金牌背后的感人故事。

　　1997年，杨霞出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的龙头山下，父亲杨柱根，现年58岁，是保靖县航运公司的下岗工人，他身材墩实，刚毅的脸庞上，带着一种湘西土家人常有的那种无所畏惧的表情。下岗后，他与几个人合伙共同承包了公司的一艘铁驳船，在风景如画的凤滩库区自营水上运输。母亲梁承翠是城郊的菜农。杨霞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里，她在家排行老五，上有2个哥哥和2个姐姐。杨霞是爷爷、奶奶、父母最疼爱的“老幺”。杨霞从小就能吃苦耐劳，由于母亲身体不是很好，8 岁时就经常随母亲到菜地里帮助母亲浇水、除草。

　　进入学校读书后，杨霞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体育，次次只争第一，从小就培养了自己一种永不服输的信念。使得教体育的老师不得不感叹：“这娃，到时定是一块搞体育的料。”

　　10岁那年，杨霞被老师推荐参加学校的业余田径队练田径。除了学好功课外，杨霞每天唯一做的就是早早地起床，跟着学校的田径队练田径。她穿着一双旧球鞋，常常超过女队员，跟着男队员跑，每次都是跑着满头是汗。有一次训练完毕，老师打来一盆热水，叫杨霞脱下鞋袜泡泡脚。杨霞艰难地脱下袜子，把脚伸入热水中，痛得直皱眉，抬起脚板一看，上面磨起了好几个血泡。举重老师姚本福正好在场看到，便对杨霞进行观察，觉得她不但能吃苦，而且身材、力量以及关节韧性等，完全是优秀举重运动员的“坯子”。他当即决定，要杨霞改行练举重。

　　练举重，对当时还不足10岁的杨霞来说，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姚老师告诉她，举重和田径一样，同样是一项体育项目，同样能为国争光，并列举了在当时誉满全国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国家和湖南争夺不少荣誉的优秀举重运动员龙玉玲。于是，杨霞便投在姚老师门下练举重。

　　山里的孩子最能吃苦，没练多久，杨霞就以优秀的成绩，令学校老师刮目相看伤感的伤感唯美散文。姚老师为了尽早使这位举重苗子，快快长成参天大树，在征得杨霞父母同意后，被领她到自治州体校。体校举重教练李小平，看了杨霞的几次试举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大有发展，很有前途的举重苗子，当即便同意收下杨霞，成为州举重队的试训队员。当时杨霞才刚满11岁。11岁，正是女孩子天真烂漫、好玩的年龄。但杨霞每天休息的时间却很少，天天重复着枯燥无味的动作。在州体校，杨霞训练量的增大，超负荷的运转，使得她一天天的瘦了下来。由于家境贫寒，家里唯一的就是要么地给杨霞送一些鸡蛋或带几只母鸡来调剂，以此增加杨霞自身的营养。懂事的杨霞也从不向家里提什么要求，穿着总是那样朴素，整天穿着那件开运动会时发的运动服。别人都买50元一双的运动鞋，而她始终穿着那双10来块钱的球鞋，直到鞋底磨得实在没法再穿了才扔。

　　李教练说，杨霞论体质不是那么很强壮，论营养状况也是差的。但杨霞唯一的优势就是最能吃苦。训练时从不偷懒，不论是教练在场，还是不在场，她总是那样始终如一地练啊，练……

　　大山赋予了她神奇的力量。杨霞举重成绩一路飙升……1989年7月,参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七届运动会，不满12岁的她，始获女子40公斤级丙组抓举、挺举82.5公斤的总成绩第一名。这时候，杨霞已正式调入了湘西自治州体校。

　　为使这一颗苗子，快出成绩，走出湘西大山，走出湖南，李教练便带着杨霞直奔湖南省队，拜陈义阶教练门下，让杨霞尽早感受到外面世界的广阔，接受更加科学严格的训练。

　　陈教练认真地听取了李教练的叙说，也叫杨霞做了几个举重示范动作。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很有培养前途。当时，尽管杨霞还没有资格进省队，但陈教练仍收下了她，成为了省队的试训队员。陈教练当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来自国家第一任体委主任贺老总故乡的土家族小姑娘，几年之后，会是奥运冠军。

　　从大山走进省城的杨霞，初到的感觉一切都是新鲜的，宽阔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车流;还有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就象家乡的大山一样巍然耸立。然而，初到长沙的日子却是艰苦的，喝惯大山清泉的杨霞一下子很难适应长沙城里的水土，饭吃不香，觉睡不好，而训练量比过去大了许多，每天换下的一盆训练服，也得自己动手洗。当时，杨霞体重不到40公斤，大量的运动量，需求的就是营养补充。然而，一旦走进饭堂，看到丰盛的饭菜，杨霞一点食欲都没有，但一想到训练，只得霸蛮吃，当时，杨霞还不到12岁，还是一个孩子，一个远离父母的孩子，但是生在大山、长在大山，从小吃惯了苦的杨霞，不怕吃苦。星期天，当一些伙伴结束了一天紧张的训练，痛痛快快玩时，杨霞独自一人在训练房练举重，做俯卧撑，常累得汗流满面。杨霞每天要举起的杠铃累计的重量可达10吨，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训练强度完全是超负荷运转的，但杨霞咬咬牙挺住了。因为她耳边常常回荡着父亲那句充满和希望的话：“当运动员就要有夺取奥运冠军的雄心。”

　　为了圆奥运冠军这个梦，杨霞在一步一步地努力，在一步一步地成长，在一步一步地向前，在一步一步地磨炼自己的意志。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的举重杆都是男子用的，杆面粗糙。手上的茧是结了又掉，掉了又结，鲜血不时染红杆子，可杨霞总是告诫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因为他又记住了爷爷说的一句湘西人常常激励后代奋进而又质朴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付出一份努力，终有一份回报：1992年9月，杨霞在参加湖南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 获得女子举重52公斤级第一名，总成绩167.5公斤。1993年正式调入湖南省体委举重队， 结束了试训队员的生涯。优秀的成绩也接踵而至：1995年8 月参加在江西宜春进行的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始获冠军，首破世界纪录;1997年7 月参加在江苏扬州举行的第十届亚洲举重锦标赛，夺得54公斤冠军，抓举93.5公斤，挺举115公斤，总成绩207.5公斤，再破世界纪录。

　　杨霞进入省队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尽快进入国家队。因为这样才有可能进军悉尼，圆夺冠军之梦。要进入国家队，必须有雄厚的实力和过得硬的成绩，杨霞希望自己在1997年全国八运会上力争夺冠，这样跨入国家队的门槛就大有希望了。但是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性动作，抓举动作还不过关，影响了成绩的进一步提高。为纠正动作，杨霞和陈教练商量，决定采取强制手段。结果几天训练课下来，髋关节两节的皮肉全拉开了，鲜血直流。艰苦的努力，终得回报：10月在参加上海举行的第八届全运会上，杨霞终于获得女子54公斤级抓举、挺举金牌，又破世界纪录。1998年2月1日，杨霞终于进入梦寐以求的国家女子举重队，12月在参加泰国曼谷举行的第13届亚运会，再夺冠军，再次打破挺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

　　1999年12月25日，杨霞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备战奥运训练。但是指导杨霞的教练，却迟到了一个月才到位。由于不熟悉杨霞的情况，教练安排的训练量不够大，杨霞便自己给自己加大训练量。教练开始时，批评了她，说她不要擅自加量，这样会把课程安排全打乱了，谈不上正常训练。杨霞诚恳地解释：“以前的训练量就有这么大，现在总有吃不饱的感觉，离悉尼奥运只有短短几个月了。如再不加紧训练，拿不了冠军，会愧对三湘父老，愧对祖国人民。”教练听了杨霞的话，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训练强度加大了，但杨霞的饭量也要一天一天减下去，因为降体重又是每一个举重运动员却要面临的痛苦，小时拼命吃，长大了为了比赛，却又要控制饮食。1994、1995年杨霞参加的是59公斤级，1997年参加的是54公斤级，悉尼奥运，杨霞参加的又是53公斤级。为了控制体重，杨霞必须做到少吃少喝。而参赛的前几个月，还要经常走进温度100 ℃的蒸汽房里，忍受水蒸汽的煎熬，常常一呆就是三四十分钟。

　　离奥运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杨霞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奔赴悉尼的路。最初，杨霞尽管有着实力夺冠的可能。但并不是最有希望进军奥运会的候选人，因为为了防止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揽金牌，国际举联规定，每个国家和地区最多只能派4名选手，参加全部7个级别中的4 个级别比赛。由于53公斤级别最强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的黎锋英。黎锋英原是湖南队的运动员，杨霞有着对黎锋英全胜的心理优势才得以入选。其实大家不知道，杨霞赛前差点“出事”。杨霞是第一批抵达奥运代表团成员，这位来自湘西的土家族姑娘，性格外向，一下飞机，就充满着一种亢奋和自信，整日里浑身就像有使不完的劲儿，这种状态的出现，对于一个赛前的运动员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预兆。9月16日下午，在训练馆里，杨霞连抓了2组95公斤级，由于动作强度过大，一不小心两个肋关节全扭伤了。这可把湖南省体育局局长傅国良急坏了，他连忙到《体坛周报》悉尼报道组的驻地找来了麝香止痛膏等物给杨霞活血止痛。这时离大赛只有短短2天时间了，恰在此时，这姑娘的例假又来凑热闹，害得她浑身软绵绵的。 一连串的变故把教练们急得喉咙冒出了烟，傅国良只好把杨霞叫进办公室，要她好好控制好情绪，把最佳状态留在决赛场上，她远在湘西的爸爸妈妈，也打去越洋电话，要她发挥最好状态，为三湘父老争光，为祖国人民争光。父亲并反复叮嘱：“举重运动和我当年撑船一样，上滩时就拼命撑一篙，否则就上不了滩，关键时刻要拼命一搏!”

　　“杨霞记住了! ”杨霞对着话筒简短地对爸爸妈妈作了回答。此刻的她已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和压力，清楚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因为，当时中国代表团开局不利，开赛2天只有陶璐娜一枚金牌进账，许多认为有把握的优势项目意外失手， 作为世界女子举重运动有着重要席位，被誉名为“梦之队”的中国女举，第一个出场的杨霞表现如何，无论是对代表团，还是对举重队，至关重要，比好了，能鼓舞后面3位队员的士气， 失败了则给她们带来更大的压力。

　　成败在此一举。9月18日中午，杨霞走向女子53公斤级的决赛赛台。 但在赛前称量体重时，杨霞却“输”给了最强劲的对手，中国台北的黎锋英。原因是杨霞过体重时，一时大意，竟穿了内衣过体重，黎锋英却是脱去了内衣，这样，杨霞的体重比黎锋英重了0.04公斤。在举重时，杨霞必须得比黎锋英多举2.5公斤，才能与黎锋英旗鼓相当。但杨霞， 这位来自湘西大山的土家姑娘，决不为这点小事而气馁，脸上始终露着微微的笑，她自信地说：“我和黎锋英在赛场上决定以实力定胜负”。比赛中，黎锋英为打乱杨霞的步骤，在抓、挺举开把重量上都玩了个突然变更的小把戏，以抓举98公斤成功挑战杨霞，这时候，杨霞没有意气用事，教练也非常冷静地帮杨霞要了原定的97.5公斤，先拿到一个成绩再说。心里有底了，再冲击100公斤。挺举一战，由于黎锋英125公斤第一次试举未成，杨霞大吼一声举起125公斤，最后，杨霞以抓举100公斤，挺举125公斤，总成绩225公斤摘金，并5次打破3项世界纪录。

　　一枚亮闪闪的金牌终于挂在了杨霞这位从湘西大山走出的土家族姑娘身前，面对徐徐上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杨霞激动地哭了，也自豪地笑了。

　　当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总结会上特别表扬了杨霞，他说，杨霞比赛比出了实力，赢得人家心服口服，优势很明显。而且她在赛场上的形象特别好，一笑两个酒窝，代表了中国队的形象。

　　(该文发表于2001年1月25日《中国包装报·社会文化周刊》，2001年3期《新体育》杂志)

　　2001年12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组来到邵阳师专英语系，将镜头对准了该系2001年级的一名特殊的学生--湖南省双峰县副食品公司32岁的下岗女工周国吾。这名“妈妈级”新生的艰难求学历程和学以致用的理念，在邵阳师专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老师将她的事迹“搬”上了互联网，无数关注的目光向周国吾射来……

　　今年7月27日深夜，当周国吾从电话里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上了大学专科线时，激动得跳了起来。这是她30年来，曾经苦苦企盼而未圆的一个梦啊!为了这个梦，周国吾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1969年6月，周国吾出生在双峰县一个普通的家庭，母亲没有工作，家有爷爷、奶奶和哥哥，一家六口人，全靠她父亲微薄的一点工资支撑着。到周国吾7岁时，父母又为他们添了一个，从此，家里就靠周国吾父亲那点少得可怜的工资来塞满七张嘴巴。记得周国吾懂事起，家里就很少吃肉，顿顿都是萝卜、青菜，偶尔买一点猪骨头伤感的伤感唯美散文，她妈妈都是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熬成了骨粥。看着孩子们大口地大口地吞咽的样子，周国吾的母亲则躲在厨房里继续忙碌，绝对舍不得动一筷子，只能她吞吞口水，黄瘦的脸上露出一点笑意。当时周国吾还很小，不能理解父母的难处，也不可能为他们分忧。

　　渐渐地，周国吾的兄姐弟都大了，相继到了上学的年龄，加上父母身体都不是很好，家里的日子是越过越艰难，但父母亲总是东奔西借苦苦支撑着。好在周国吾兄姐弟都很争气，学习成绩都在班上的前几名。

　　1986年，周国吾的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大学，在一些亲朋好友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很顺利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这时周国吾已进入了高三，看到哥哥远去的背影，她也曾在心里暗暗地发誓：一定好好读书，争取早日跨进大学的门槛。1988上半年，周国吾即将高中毕业，成绩优良的她，被学校的老师抱有很大希望，他们都极力怂恿周国吾报考重点大学。但是，家境贫寒的周国吾，为了给父母早日减轻负担;为了让哥哥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也为了弟弟今后能够读上大学;周国吾便毅然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参加了娄底地区的技工学校招生考试。这样，周国吾至少早出来一年参加工作。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国吾的一位亲戚在娄底做生意，缺人手。这样，周国吾边读书，边利用空闲时间，为这位亲戚帮忙，以此赚些钱，填补自己的生活费用。在技校读书2年，周国吾从未办个一件新衣，生活也是全校最节俭的一个，常常就是2个包子、一碗稀饭对付着过日子，并且把节省的一点费用，还给远在四川读大学的哥哥寄去。

　　1990年，周国吾从技校毕业后，被分在双峰县副食品公司工作。这时，周国吾的工资虽然不是很高，但家里总算多了一个人赚钱，父母肩上的担子减轻了许多。第二年，哥哥大学毕业，也参加了工作，家里的条件也开始渐渐有所好转。

　　1995年10月，已是大龄27岁的周国吾，经人介绍，与湘潭汽车配件厂的曾凡江结为连理。这时社会上的风和麻将热，也冲及到双峰县的大小角落，面对同龄人的撺掇与，周国吾从未动过心。由于和丈夫分居两地，悠闲的工作环境，使周国吾内心感到非常的空虚，多年的大学梦，便在周国吾心中再次萌发。于是周国吾选择了读书，以此充实自己。

　　1996年3月，周国吾报名参加了高考。于是她白天照样坚持上班，晚上和星期天到双峰电大去参加高考的考前培训。这时，周国吾已身孕5个多月了，强烈的妊娠反应使她常常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她感到很累。有时，周国吾一个人走在去上学的路上，常常悄悄地流泪，但周国吾还是坚持下来了。到了5月，已经身孕7个多月的周国吾，挺着大肚子出现在高考的考场上。周国吾的出现，令当时所有的监考老师和考生吃惊不已。她的这种求学精神，使他们非常感动。6月，即将临产的周国吾，被长沙工程兵学院函授部电算会计专业录取。听到这个消息，周国吾非常高兴和激动。她在心里暗暗地发誓，一定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多学点文化知识。10月18日，周国吾正式坐到了长沙工程兵学院双峰函授站的教室里，这天，也正好是周国吾刚出生的女儿满100天。在以后的日子里，周国吾一边上班，一边哺育幼小的女儿，一边坚持电大的学习，虽然过得很累，但生活得很充实。

　　1997年11月，周国吾所在的双峰县副食品公司芙蓉商场实行买断经营，由于周国吾交不上6000元钱买下所在柜台里的商品。无奈，周国吾被宣布下岗了。这时，她丈夫所在单位的效益也不是很好，周国吾下岗后，薪水不高的丈夫，既要负担周国吾俩的生活，还要负担他家里的父母，周国吾们的生活确实面临很多的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周国吾还是一心一意地坚持在电大读书，在此期间，她还自学了会计证的考试课程，考取了会计资格证。

　　1998年7月，因为将近一年没有工作，周国吾在电大的学习费用以及她和女儿的生活费用靠丈夫的那点工资再也难以维持下去，迫于生计，周国吾租了个门面，一边做点小生意，一边继续坚持在电大学习。由于丈夫不在双峰，店子里里外外全靠周国吾一个人打点，这时，周国吾体会最深的一点，仍然还是累。但在这种情况下，周国吾还是坚持在电大学习，从未缺过一堂课。

　　寒来暑往，三年苦读。1999年6月，周国吾顺利地完成了电大的学业，成为双峰电大最优秀的毕业生，当周国吾手捧由长沙工程兵学院颁发的、国家承认大专学历的电大文凭时，喜极而泣。

　　电大毕业后，周国吾一直继续经营着那家小店子。本来，周国吾对经营没有兴趣，但为了生活，她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她知道：自己花了那么多的精力、时间和费用，决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纸文凭。特别是在这个知识竞争的社会里，没有知识是不行的，知识不够也是不行的。有一件事，使周国吾至今还记忆犹新。1999年8月，双峰县城来了几个外商，他们对湖南的辣椒很感兴趣。当他们获知双峰永丰的辣酱在湖南更有名时，于是被上街选购。刚巧有2个外商来到了周国吾的摊位前，他们叽哩呱啦向周国吾说了好一阵，可周国吾一句也没有听懂，正在难堪时，一位放暑假回家的大学生与外商答上了话。大学生把外商带到了与周国吾邻近的他母亲的店里，一阵讨价还价之后，外商竟用高价买走了那家店里的好几瓶并不是正宗的永丰辣酱。而经营正宗永丰辣酱的周国吾，由于不懂英语，却错过了一次与外商进行买卖的大好机会。当时，周国吾才真正感悟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事后，那位大学生的母亲知道后，还背后挖苦了周国吾一番：“还说自己是什么大学生，连洋话都不懂，有张文凭又有什么用?”

　　1999年11月，周国吾关掉了生意本来就不好做的店子，只身一人前往广州打工。可是，当周国吾来到广州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发现自己无法溶入，那张电大文凭到这里找工作根本就不能发挥作用，知识的贫乏使周国吾无法找到好的工作。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周国吾便到了广州市郊外一家电风扇厂打工，但累死累活，老板给的月薪也不是很多，除掉一切费用所剩无几。于是，周国吾干了不足3个月，就回到了家。周国吾说：“我并不是不能吃苦，而是不愿意这样廉价出卖劳动力。”

　　如今，时下最流行的说教莫过于“下岗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周国吾说：“这往往是那些没有下岗的人说的。”这些年来的身体力行让周国吾深深体会到，就业观念再怎么改变，在当今知识经济席卷中的今天，如果不提高自身素质，也不过是个短期行为。她说：“必须得继续充电。”2000年9月，周国吾顶住社会和家庭压力，来到双峰县蓝天实验学校英语职高班补习英语。周国吾之所以选择英语，一是为了求证上次那次失去的尊严，二是未来的社会，英语将会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周国吾在广州等沿海发达城市打工，就已深深体会到;特别中国加入WTO以后，学好英语，更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当周国吾来到职高班补习英语时，发现以前学的那点英语已经忘得一干二净，30多岁的人要重拾10多年前的知识谈何容易?头一个月，周国吾学得十分艰难，面对一摞摞教科书、参考书和模拟题，周国吾又一次晕头转向了。岁月不饶人，年纪大了，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一个很简单的单词老是记不住，整个脑袋活生生一颗花岗岩，刀枪不入。亲朋好友也很不理解，说她是自讨苦吃。但吃过很多苦的周国吾知道自己不能退缩，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阻力都要去面对，去克服。周国吾从书店买来了从初一到高三的6 本单词手册，2本初中语法手册和一本高中语法手册，她决定重新开始从头来。于是，周国吾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记，一条语法、一条语法地啃，那些时候，她满脑子全是ENGLISH，吃饭、睡觉，哪怕是上厕所，也不放过背诵英语。周国吾就是利用这样点点滴滴的课余时间，把初中时学过的英语单词和语法重新记熟背熟。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后，周国吾参加娄底地区高二英语统考竟得了64分。这时，周国吾增添了信心，打消了原打算只学一年英语再外出打工的念头。周国吾想参加跨专业专升本高考，报考师范类专业。因为周国吾从小除了有一个大学梦之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想做一名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呕心沥血，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最崇高的教育事业。

　　期末考试后，同学们都回家了，周国吾为了有一个更安静的学习环境，便一个人留在了学校。学校放假不开餐，周国吾每天就到附近的农户家里买一餐饭，很多时候是剩饭剩菜，其余她则用干粮或者是从家里带来的冷红薯拌辣酱充饥。临近春节，窗外传来一阵热热闹闹的鞭炮声，周国吾一个人却留在安静的校园里自学英语。虽然她过着这种饥寒交迫的日子;虽然她每次都想起幼小的女儿在清晨离开家门去学校时的大哭，想起每一次女儿送她离开家门时的那一句又一句的“妈妈，你早点回来，妈妈，你听到了吗?”的话语时，周国吾就一次又一次的泪流满面。但是，周国吾不愿意放弃这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通过一个寒假的学习，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周国吾的英语水平在毕业班已渐露头角，成为班上的前几名。紧接着，周国吾又以最快的速度把高一、高二、高三下学期的三本教材自学了一遍，并利用晚上和星期天自学完大学语文、教育管理等科目。2001年5月，周国吾顺利地通过了跨专业专升本高考。但在这之前的4 月，周国吾又获悉，从今年起国家教育部进一步放宽对普通高考考生年龄、婚否等条件的限制。于是周国吾又萌发了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的想法，圆一个真正的大学梦。

　　然而，周国吾的这一想法，均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她丈夫说：“这些年来，你为了读书，除了耽误的时间不算，光是花掉的各种读书费用就有一万多元，本来就贫寒的家，被你这样一弄，搞得个倾家荡产了，你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啊!”周国吾说：“正因为我爱我的家，爱丈夫、爱女儿、爱父母、爱亲人，我才拼命努力地学习，特别是为了我的女儿，今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她父母也不理解：“30多岁的人了，还读什么书啊!你看你，这些年来，穿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吃没有吃过一顿安稳的饭菜，结婚这么多年了，家里穷得连一台黑白电视机也买不起，你这是何苦呢?”

　　是啊!这是何苦呢?他们担心周国吾得不偿失，但周国吾相信自己：“只要我付出了努力，就一定会有成功。”周国吾对他们说：“经济上的困难我并不害怕，但最让我委屈和伤心的是我不能得到您们的理解和支持啊!”尽管遭到了来自家人的反对，以及社会上一些人对周国吾的讽刺和挖苦，但周国吾还是一往直前。

　　高考一结束，周国吾就马不停蹄地为7月的普通高考做准备。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周国吾把职高和普高的所有教材认认线遍，然后做了大量的练习题目，7月份，周国吾和那些十七、八岁的高中毕业生一同坐在考场里，参加了职高英语专业对口升学的全国普通高考。7月底，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周国吾惊喜地发现，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周国吾竟考了她班上总分第2 名，双峰县对口升学的前10名。多年来的大学梦，即将变成现实，周国吾激动得热泪盈眶。

　　2001年9月29日，周国吾终于迈进了期望已久的大学校园 。当周国吾在充满新鲜、令人刺激而又各项管理完善和先进的现代化大学校园里，周国吾重新找回了自己。周国吾说：“与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妹妹们一起坐在2001级英语系的教室里，我就像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完完全全成了一个苦心求学的大学生。”课程依旧是艰深的，但周国吾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特别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对周国吾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一再询问 周国吾有什么困难，学校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周国吾，学校的领导也都 亲自到周国吾的宿舍看望周国吾，并专门为 周国吾抬出一个单间，便于周国吾晚上自习。周国吾真正地感 受到了来自学校这个特殊大家庭的温暖。同学们也以周国吾为参照，家庭困难的不再自卑了，学习不努力的开始用心了，周国吾的好学上进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校的每一个人。

　　周国吾下岗后，这种自强不息、顶着各种各样的家庭阻力和社会的压力，艰苦求学的事迹，也很快在社会上传播。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在全国播放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数关注的目光便向她射来……如今，周国吾感到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在学校里，老师们照顾她，同学们帮助她，在社会上，又有这么多人关注她。周国吾激动地说：“以前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学完三年大学课程，决不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该文发表于2001年12月11日《邵阳晚报》、2001年12月13日《娄底日报》、2001年12月20日《中国质量报·百姓周刊》、2001年12月28日《湖南日报·双休周刊》，2002年1月16日《人才信息报》、2002年1月29日《当代商报》、2002年2月26日《扬子晚报》、2002年3月14日《妇女之声报》、2002年3月15日《宝鸡日报·西部周末》，2002年2期《女子文学》、2002年2期《职业技术教育》、2002年5期《健康生活》、2002年8期《中国工会财会》等10多家报刊)

　　前不久，湖南卫视重播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中有一个被人痛恨的反面人物“独眼龙”。“独眼龙”虽然毒辣、凶狠，为观众所痛恨，可“独眼龙”的扮演者省政协委员，省武协、“世界岩鹰拳王”刘烈红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个可亲、可敬的人物。

　　1943年，刘烈红出生于新宁县回龙寺乡一个偏僻小山村的贫苦人家。他6岁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当时社会黑暗，正值统治时期，新宁一带盗匪横行霸道，闹得民不聊生。为撑门户免受他人欺负，父亲过世的第三年，母亲就把刘烈红送到北乡一个拳师家学武术。刘烈红长得精干，练武刻苦，深得师傅喜爱。当时北乡一带习武之风日盛，民间拳师很多，刘烈红先后跟了10多个师傅，学习了少林拳、猴拳、南拳等，打下了扎实的武功基础。

　　15岁那年，刘烈红在一位拳师的介绍下，认识了隐居山中的蒋兆鸿先生，蒋兆鸿的父亲曾是云南护蔡锷部下的一名军官，他从小就舞枪弄棍，不到17岁就考入湖南省立国术馆，其师傅白振东是《铁血奇英传》中的人物，曾以每秒出击9拳的快速动作，打败名震东南亚的菲律宾拳师。1935年，蒋兆鸿在湖南国术馆高级竞技班毕业后，担任教官。在一次较量中，因失手打伤当时军中一位重要人物，国术馆慑于对方威势，不得不力劝蒋兆鸿到邵阳避风伤感的伤感唯美散文，隐居下来。这期间，蒋兆鸿探索研究，在鹰拳、鹤拳、猴拳、燕拳、龙拳、虎拳、南拳等少林五形的基础上，集各家拳之长，大胆创立了两段24招“岩鹰拳”。

　　蒋兆鸿对刘烈红这个勤学苦练的小伙子很是器重，除了悉心传授武艺外，还把祖传下来的接骨疗伤妙法也传授给他。他带刘烈红到山上去，坐在岩石上，要刘烈红注意观察岩鹰的起飞、降落、捕食等动作。刘烈红很明白师傅的用意，用心观察，他发现岩鹰除了有一双神眼，一副铁翅，一对钢一样的脚爪，刀一般的嘴壳之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一旦被它瞄准的猎物，就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骨头都酥了……

　　刘烈红悟性很强，不久就把师傅的24招套式的“岩鹰拳”学会了，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怎样去练成气候，达到纯火炉青的地步，得靠自己下苦功。

　　为了进一步了解岩鹰的生活习性，刘烈红常常一人出入深山老林，攀悬崖登峭壁，反复观察揣摸岩鹰的一举一动，为了练好鹰爪功，他坚持击打沙袋，藤条;为了训鹰，他曾7天7夜未合眼，与那桀骜不驯的岩鹰斗智斗勇伤感的伤感唯美散文，最终将其收服;为了练就一双反映迅速、洞察秋毫的鹰眼，他晨逐朝阳，夜盯烛光，终于功到自成。刘烈红就这样用了整整三个春秋，终于练成了一身绝好武功--“岩鹰拳”。此拳以意领形，手眼身法步配合严谨;以气催力，精神气力功混然一体;神目钢爪，刚柔相济;动静分明，灵活多变;以静制动，以快制慢，后发于人而制人。刘烈红演练起来，迅猛刚强，快如闪电。那跌、扑、滚、翻，纵、跳、起、落，撕、叼、抓、扣，拿、锁、离、合，一招一式，无不体现岩鹰的迅猛刚强和灵敏快捷。前后四段，127个动作，刘烈红只用了1分20秒，一气呵成。艰苦磨砺，终于使刘烈红这只小小的雏鹰，长成了一只神骏的雄鹰，可以鹰击长空，展翅飞翔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烈红来到离家乡回龙寺50多公里的新宁县城考上了祁剧武功演员。不久，在别人介绍下，与剧团的一位女演员相恋、结婚、成家。1967年冬季，铁道兵部队来新宁县城招兵，从小就有当兵愿望的刘烈红，因过早成家，未能如愿。看到一个个适龄小伙，穿上军装的那股帅劲，刘烈红只得遗憾得摇头叹息。这一次，刘烈红又像以往一样，无聊地来到县人武部看热闹。一群适龄青年正在操场上打篮球。这时，一只篮球越界后，碰上障碍物，向正在球场外玩耍的一位儿童头上直飞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刘烈红一个箭步向前一扑，像岩鹰啄食一样，伸手一合，把球稳稳地扣住。好敏捷的身手!这一幕，刚好被一位接兵的部队营长看到，他马上走到刘烈红面前，问：“小伙子，报名了没有?”刘烈红如实相告：“我是县祁剧团的武打演员，今年26岁了，还结了婚，条件不符，没有报名。”

　　那位营长一听，高兴地说：“那好，你翻几个跟斗给我看看。”这正是武打演员刘烈红的拿手好戏，他立刻围着球场，一连翻了两个来回，高兴得那营长直鼓掌。于是，刘烈红连体检，也是在那营长的带领下，一路过关斩将，顺顺当当地当上了兵。告别母亲和妻子，刘烈红来到部队，他成了兵中老大，因在他这个年纪的兵，除了干部、志愿兵，大都复员回了家乡，何况他还是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刘烈红到了部队才知道，他当的兵，并不是练兵习武、打仗冲锋的野战军，而是到处架桥、筑路，挖掘、打洞的铁道兵。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一结束，刘烈红就有点后悔了，心想，整天这样架桥筑路，钻山打洞，这兵当得有点不值。那时，到处兴起了大唱大演样板戏的。刘烈红所在的师也成立了文工团，作为从地方祁剧团特招入伍的刘烈红，没有让他去钻山打洞，架桥筑路，而是自然而然地进了师部文工团。剧团团长见他长得结实精干，在排练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要他扮演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栾平，当时年轻气盛的刘烈红，见是要他演反面人物，便压起了床板，装病，提出要演杨子荣，但当时杨子荣的角色已定，不好更改。部队见他还是个刚入伍不久的新兵，也就耐心地给他做了两天工作。刘烈红深知自己已是军人，只得无条件服从。作为祁剧武打演员，演这样一个反面人物，对刘烈红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的，虽然出场戏不多，但演得很成功。特别是在《会师百鸡宴》一幕里，他被座山雕踢的那一脚，能够场场恰到好处地跃上座椅，其举动虽滑稽可笑，但更能体现出他那深厚的武功功底。每次演出，好评如潮。后来他又在《沙家滨》里扮演反面人物刁德一，同样演得很出色。那时，文工团经常要下基层连队演出，有的施工连队长期在大山中施工，文化生活单调，为了满足部队官兵的需要，有时好像赶场子一样，一天要演好几场，交通不便的地方，还得步行。有一次，文工团要到驻扎在鄂西北大山中的一个施工连队慰问演出，结果行进半路中，天降大雨，走在这前不着店，后不到村的崎岖山路上，文工团照样艰难前行。结果，一位女演员一不小心，滑倒了，顺着路边直往下滚。下面就是悬崖陡壁，再往下，这女演员掉下悬崖就没命了，情况万分危急，怎么办呢?走在后面的刘烈红一见，立即甩掉背包，一个俯冲，伸手就去抓，那知刘烈红的脚同样打滑，也摔倒了。这时的刘烈红不顾自己滚下悬崖的危险，干脆加大力度就势往下滚，接近女演员时，他一把抓住了扎在女演员身上的腰带，另一只手快速地抓住了旁边的一块岩石。抬头向下一看，下面就是万仗深渊，这时女演员吓得脸色发白，差点晕了过去。站在上面的人，赶紧解下了背包带。不久，当时的《解放军报》、《铁道兵报》以《新战士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当先救战友》为题，报道刘烈红勇救战友的事迹。紧接着，师部给他荣记了二等功。

　　1972年，文工团要排演《红灯记》，文工团团长考虑到刘烈红这样一个优秀的战士，再让他演反面人物，虽是排戏，但也觉得让他有点受委屈。于是，在排练《红灯记》中，第一次让他演了剧中一个正面人物--磨刀人。磨刀人只在《粥棚脱险》、《伏击歼敌》两场中出场，但表演必须到位，尤其是在最后一场与鸠山、王连举的搏斗中，要表现出绝好的武功。这些对刘烈红来说，不在话下，但命运却给刘烈红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演出中他发现自己的喉咙，发声困难，讲话也常常变调。团领导和战友们送他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他的喉管里长出了一个瘤，万幸的是良性，但需立即动手术。

　　那时，部队把文艺汇演，当作重大的任务，经常组织汇报演出，进行师与师比，军区与军区比，表演出色的部队能够得到表扬和嘉奖，表演差的部队，不但领导挨批评，还要查思想，查根源。刘烈红动手术的第三天，部队就接到了军区命令，各师要组织文艺汇报演出。时间就定在第二天，并点名刘烈红所在的师，演《红灯记》。接到这个命令，师文工团的领导犯了难，因扮演磨刀人的刘烈红刚开刀还未出院，虽然戏路不多，但这角色不能缺。换人，又一时找不上合适的主。文工团长只好把这件事上报给师，师一听，也急了。于是，只好派人赶快去医院，征求刘烈红的意见。刘烈红一听，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随即拿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我不能拖后腿，我能行!医院知道后，不同意。按规定，刘烈红手术后，至少要禁声一个星期，更不能做剧烈的动作。到了晚上，刘烈红在未注意的情况下，与接他的一位干事一道，坐上吉普车，溜出了大门。

　　这是一次竞争激烈的汇报演出，也是各个师与师之间的角逐。在座者都是全军各个营级以上的所有军官。轮到刘烈红的师上场演《红灯记》了，演到《粥棚脱险》这场中，刘烈红上场，他肩扛板凳，唱起了西皮摇板：为访亲人我四下瞧，红灯高挂迎头照，我吆喝一声：“磨剪子来抢菜刀!”这一喝，刘烈红的伤口破裂，鲜血溢出喉咙，退场后，刘烈红把血悄悄地吐在了后台。

　　直到坚持到最后一场《伏击歼敌》，在与鸠山、王连举的搏斗中，刘烈红再次大显伸手，高超的武功表演，赢得了台下一阵阵的掌声。表演结束，刘烈红的师获得了第一名。当军上台与演员握手时，发现未见“磨刀人”，便询问：“刚才那个武功高招的“磨刀人”那去了?”文工团长只好如实相告：“喉咙刚动手术没几天，刚才表演时，伤口破裂，又送去医院了。”军一听，倍感惊奇，说：“这样的优秀战士，值得宣扬，要给他记功。”

　　1973年，超期服役的刘烈红，谢绝部队挽留，放弃提干机会。复员回到新宁。他说，我这岩鹰离不开高山丛林，离不开悬岩峭壁。

　　回到家的刘烈红继续苦练岩鹰拳，经过四年反复修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