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任何一个居民,甚至表面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
“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任何一个居民,甚至表面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
他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凭借“卫斯理”系列、“原振侠”系列成为科幻先锋,却也因作品硬伤与轻薄硬科幻之语,留下许多非议。
他曾一天写下两万字、同时为12家报社写专栏、用七个笔名写不同小说,不仅是“香港第一人形打字机”,也是“天下第一捉刀人”(代笔),最巅峰的时候,他曾先后为金庸、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人代笔,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替金庸代笔《天龙八部》123文学阅读网,把阿紫写瞎。
倪匡的一生纵横上海、内蒙古、香港与美国,留下很多传奇轶事,如今要回顾他,明白他为什么在香港如此重要,不妨从他身上的“香港性”入手日本文学作品有哪些。
他并不是香港写得最好的作家,但他可能是最能浓缩香港一代人特性的人物。1950年代的某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广告宣传,能帮人去香港“定居”。倪匡按照广告,找到接头人,最后,他以四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价格,买到去往香港的“船票”。
我们知道,王家卫也是上海人,籍贯浙江定海。金庸是浙江海宁人,查氏家族后代。刘以鬯,也是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再譬如张爱玲,半个津门贵族,但久居上海,1952年看见一片中山装,觉得自己这么爱穿旗袍,终究还是离开好,于是1952年去香港,当编剧。
当时的上海、浙江有一股迁徙潮,迁徙者多为文艺、商人与官宦家庭出身,是容易在日后历次政潮中被划为“”的群体(尽管他们在香港又不乏偏向中间左翼)。他们背井离乡,在香港重建生活,成为日后香港文学、艺术、大众文化黄金时代的中坚力量。
时期,浙江人常去上海经商,宁波商帮曾是上海滩华人经济的主流,江浙士人又是上海文艺界的重要来源,正值清末风云际会之际,士绅虽因科举覆灭打断了命脉,尚存黄昏之气,江浙之地乃是士绅潜游之地,士绅与官商结合,成为知识分子的常见底色。例如张爱玲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女儿。金庸出身于海宁查氏,其家族在明清两代出现了22位进士,家族中人包括了清代诗人查慎行,法学家查良鉴,现代诗人查良铮(穆旦)。
那一代文人纷纷由上海入香港,是因自知身份底色不容于第二天的灼灼烈日,任是自己再同情民间、认可,官宦/士绅/商帮/自由主义文人的底色,也只会成为摧枯拉朽扫荡的滚石,徒增几幕太平湖覆灭的斜阳。大时代残酷无情,各人只能选自己的路。
倪匡的家世不如金庸显赫,但也是书香门第与商人底色。他的父亲是倪纯壮,母亲王静娴,一九五零年都去了香港,其中父亲在香港荷兰好实洋行保险部任业务经理。他的父母生了五男二女,分别是倪亦秀、倪亦方、倪亦俭、倪亦明、倪亦平、倪亦舒、倪亦靖。倪匡是家中老四,本名倪聪,他的妹妹倪亦舒,即作家亦舒。哥哥倪亦方123文学阅读网,在辽宁省鞍山钢铁厂当过工程师,后来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2008年去世。
倪匡年少有为,经历堪称传奇。他十六岁辍学离家,从上海去苏州,在华东人民大学受训三个月,成为公安干警。入社会后,他参加的第一件工是治理淮河,随后在苏北开垦盐碱地办盐场,又赴内蒙古扎赉特旗的“保安沼农场”办新农场及种植水稻,在内蒙古劳动期间,倪匡得罪了,因拆木桥烧柴取暖而被扣上罪行,面临死刑判决。
在内蒙古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后,倪匡骑着朋友为他偷来的马,从蒙古大草原一路南下。他有一手私刻公章的没事,没想到,自己伪造的图章,还真的有用,如此辗转一年多,他来到香港,与父母住在北角模范邨。
所以,倪匡具有香港性的第一大原因就是他的出生与来港过程。他浓缩了一代人奔赴香港的底色,也见证、参与了香港日后的辉煌。
1957年7月起,倪匡在香港打工。他先是钻地,之后转入荃湾青山道的中国染厂做杂工,夜麻麻去夜校读书,期间,他知道不懂粤语在香港很难混下去,于是跟报馆字房的排字工人学粤语,工人领班年叔说:「唔怕讲唔正,只怕唔肯讲,只要敢开口,人哋就会听。」倪匡记得这句线月,倪匡和李果珍女士结婚,婚后生有一女倪穗和一子倪震。养家的压力,迫使他提升写作速度。在香港,倪匡化身“人形打字机”,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活埋》,共一万三千字,稿费九十元。之后,他为《工商日报》《真报》《明报》等报纸写稿,以“衣其”为笔名,在《真报》开设专栏“虻居杂文”;以“阿木”为笔名,在《工商晚报》开设专栏“生饭集”;以“沙翁”、“九缸居士”为笔名,分别在《明报》开设专栏“沙翁杂文”、“鱼斋清话”;用「岳川」为笔名,写下武侠小说《无情剑》、《南明潜龙传》、《龙腾飞剑录》;六十年代,又《六指琴魔》日本文学作品有哪些、《江湖浪子》、《玲珑双剑》等武侠作品。
张爱玲、刘以鬯、金庸,都是这么走过来日本文学作品有哪些。张爱玲也做编剧,刘以鬯和金庸长期为报业、杂志服务。文人面临在经济下出卖文字、煮字疗饥的煎熬,亦目睹底层在贫富分化的社会如蚁鼠般生存在陋室。
相比于刘以鬯的煎熬,倪匡比较看得开。缺钱可以挣,最怕真话不能说、想写不能写,知道投稿有钱挣,他接连发表了小说《活埋》、散文《石缝中》、小说《呼伦池的微波》,之后受金庸邀请,在明报上连载科幻小说。
关于倪匡与金庸的故事,可以细说。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招募专栏作者。《明报》创刊两周年之际,有人介绍倪匡和金庸见面,当时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文人经常聚会,有几次金庸也在,名气很响,倪匡还是个小老弟,比金庸小一辈。金庸叫他倪匡,他叫金庸“查老细”,也就是广东话里的“老板”。倪匡回忆,还有一个上海籍的朋友叫金庸“帮主”——江浙帮的帮主。
多亏金庸,倪匡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他的大部分报刊文字已经速朽,但《蓝血人》、“卫斯理系列”、“原振侠系列”等,至今还被人提起,倪匡的科幻不是很硬那一类,他不像刘慈欣那样,对于科学原理十分讲究,他的小说在隐喻性层面,也不如韩松等后来者深入,但在趣味、想象力和社会讽刺的结合上,倪匡做得相当不错,并且在华人世界充当着一个“科幻探路者”的角色,他的大胆与天马行空,影响了一代看“卫斯理”系列长大的作者。
当然,倪匡也因为他的“手快”和“大嘴巴”惹过麻烦。在一篇小说里,他让南极出现了“南极熊”。他还曾放出大话,说硬科幻就是没人看的科幻。他闹出“南极熊”那档事,正是金庸帮忙解围日本文学作品有哪些。
那是他在《明报》连载卫斯理故事《地心洪炉》的时候,读者来信,质问故事中为何会出现南极熊,倪匡在《明报》的“沙翁杂文”专栏回复:“某某先生,今天我要回答你的问题,第一,南极没有白熊;第二,世界上也没有卫斯理,为什么你不追问呢?第三,第三没有了。”后来,多亏金庸打圆场
倪匡的文学成就并非顶尖那一批,他的价值更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开拓者,一个为科幻小说在香港乃至华人社会正名的这么一个人物。
这是优秀通俗小说的思路。所以,称倪匡为通俗小说大家,并不为过。在香港,文学与商业高度融合,通俗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交由影视改编是常事。倪匡曾替金庸连载中的《天龙八部》数个月,故意把阿紫的眼睛弄瞎。关于此事,金庸在新版《天龙八部》后记中解释:“《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了四万多字。倪匡兄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这次改写修正,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所以要请他,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
其实,倪匡不只给金庸代过笔,他给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都代笔过。可以封一个“天下捉刀第一人”。这些人中,倪匡最推崇的是金庸,他推崇金庸是古往今来文人发家致富第一人,成就超越大仲马小仲马莎士比亚,他还主动开创“金学”研究,效仿金圣叹,把金庸抬进严肃文学研究范畴。他自己根据喜好为金庸小说排名,分别是:
《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连城诀》《侠客行》《飞狐外传》《碧血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
倪匡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香江四大才子”,这个叫法和人选是很有意思的,它基本上代表的是通俗领域的成就,是面向大众的。比方说刘以鬯,香港严肃文学绕不开的人物,论纯文学成就日本文学作品有哪些,他比金庸和倪匡都要高,但论在大众领域,那么金庸与倪匡的影响力是一时无两的。在中国香港,通俗与严肃并无高低之分,金庸与刘以鬯都很重要。香港的黄金时代,其实就是通俗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东亚市民文化第一次在世界上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当时香港号称东方好莱坞,风头更甚于1930年代的上海,但可以留心,1980—1990年代的许多文人123文学阅读网,其实看不起香港文化,他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香港文化的创造性影响。那是一个王家卫被质疑、周星驰被认为“低俗”的时候,高高在上的权威用“雅”来棒打香港的“俗”,但事后证明,通俗也可以很艺术,严肃艺术和大众文化并非泾渭分明,王家卫拍《花样年华》、周星驰导《大话西游》,现在都是公认的经典,香港的土壤上也诞生出刘以鬯、西西、也斯这些文学领域的大家、金庸和倪匡这样在类型小说上造诣非凡的宗师,
倪匡,他毫无疑问是市民的,他的创作流淌着市民文化的底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香港市民爱看什么,他就写什么。他没什么文学上大的野心,就是玩一玩、写一写,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他有知识分子底色,但他不排斥商业,不拒绝世俗的喧嚣,相反他积极地拥抱商业与名利场,认为一个正视商业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社会只有容许世俗喧嚣,容许有人“说大话”、有人“想挣大钱”,这个社会才有活力,否则它会是一潭死水,它会打着公平的名义,最后会让所有平民一起变穷。
他辉煌时正处于香港影视行业的黄金期,那是个周星驰、王家卫、张国荣群星辉煌的年代,倪匡也分了一杯羹,1960年代起,他写了数百部剧本,其中包括张彻的《独臂刀》、1972年版《精武门》。在影视圈,倪匡没有写出过最顶尖的那类剧本,但他出手快、保质量,是很多武侠片导演的心头好。香港当时有一股武侠热,倪匡编剧的首部电影《独臂刀》就是武侠片,开创了新派武侠电影的浪潮。作为邵氏电影的主力编剧,他与大导演张彻属于黄金搭档。他还跟李小龙有过交集。李小龙的一句金句:“你哋记住啊,中国人唔系病夫。”就是倪匡写的。
从1970年到1989年,倪匡和张彻先后合作了《精武门》《马永贞》《刺马》《楚留香》《少林三十六房》《书剑恩仇录》等经典影片。有对联曰:“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
倪匡不仅写剧本,还做综艺。1989年的《今夜不设防》,风头正劲,如今热播的《脱口秀大赛》《吐槽大会》云云,尺度都不如《今夜不设防》劲爆。倪匡、蔡澜、黄霑等等香港风云人物,舌灿莲花,成就一时经典。
在《武侠小说大宗师》里,倪匡说他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转眼间,这三位大头朋友都去世了,黄霑、张彻123文学阅读网、林燕妮也走了,倪匡曾说:“只剩我一个了。很寂寞的。”
他曾为自己的人生归纳:“22岁之前在内地,22岁之后来香港到现在。”两句话概括是:“七八十年皓皓粼粼无为日,五六千万炎炎詹詹荒唐言。”
就如同他知人生有一死,那不如活得潇洒。“卫斯理”系列已经为人的局限做了注脚:“别以为世上所有的事都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目的,事实上,世上有太多的事,再努力也达不到目的。”在《逝去的帮主》一文中,倪匡对《收获》编辑、记者吴越说:“照自己的意志写。这是写作人最重要的一点。”坦率、自由、勇于表达。这是他们那作者最看重的品质,也是香港社会赋予他们的底色。
1992年,倪匡去美国生活,留下一句:“我已决心淡出,自此天涯海角,闲云野鹤;醉里乾坤,壶中日月;竹里坐享,花间补读;世事无我,纷扰由他;新旧相知,若居然偶有念及,可当作早登极乐。”
倪匡不信童话,更相信“人性本恶”,他被人淡忘的一面,是写了很多社会讽刺小说。他曾讲:“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任何一个居民,甚至表面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
对于公共议题的积极参与(而非书斋型写作),是倪匡和那一代香港文人的共同特点。金庸、刘以鬯、张爱玲,莫不如此。试想一下,如果倪匡在铁饭碗部门下当差,耳濡目染「安全第一」文化,他是否有这种急切的创作欲(一日写两万字)和针砭时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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