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文坛受法西斯势力的严格控制，几乎不能发表什么反战言论和反战作品。战争结束后，长期积蓄在作家心里的反战情绪奔腾直泻，各式各 样的反战文学应运而生，反战成为当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当代文学是从反战文学起步的。但由于战前的错误教育和导向，日本作家 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不尽一致，日本当代反战文学并非清一色的反对侵略战争，也存在打着反战旗号为军国主义分子招魂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倾向。二者针锋相 对、壁垒分明。

　　明治维新初期，技术的洋化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被洋化运动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感受到强烈的遭排斥的局外人意识，遽然演变为极端偏激的民族主义意 识，偏执地鼓吹日本要“向世界雄飞”，要“向中国扩张伸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德富苏峰发表《征讨清国的真实意义》《大日本膨胀论》，鼓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实行膨胀实践的最好时机”。有关甲午战争 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日本最畅销的读物。日俄战争同样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战争白热化时期，日本报纸发表了托尔斯泰抨击战争的文章。受到从敌国传来的反战讯 息刺激的日本女诗人与谢野晶子，以向参加旅顺包围战的弟弟诉说的形式，把为至亲安危担惊受怕的感情直言不讳地写进了和歌，在1904年《明星》9月号公 开：《你，别去死！》。全诗共五段，其中最为痛烈的一段如下：

　　这首反战歌一经发表，便遭到狂热于战争的文人的猛烈批判。对此，与谢野晶子毫不退缩，她在《明星》11月号上发表《打开的信封》，前言写道“论 爱国的热情，我不输给任何人”文史类经典书籍，但“只要是女性，都会厌恶战争。如时下流行‘赴死’、‘赴死’常挂在口，讨论什么事都要摆出忠君爱国和教育敕语，难道就不 危险吗？”

　　1922年，芥川龙之介的《将军》着力描写了日军敢死队精神上的盲目、无奈和疯狂，辛辣讽刺了日军“持枪盗贼”的本质，矛头直指日军偶像、被尊为“军神”的乃木希典。这些构成了近代日本反战文学的主流，也奠定了近代日本文学对战争的态度。

　　但二战期间，在法西斯军部的高压统治之下，明治以来形成的日本反战文学传统产生了断层，特别是30年代以后。法西斯军部采取高压政策，裹挟人民 参加侵略战争，教育和文学也都为虎作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文学评论家水岛裕雅将当时的日本文人分为四大类：一是刚正不阿，正面对抗，最终遭到逮 捕关押；二是对自己以前的反战言论表示忏悔，抛弃自己的立场，转入沉默或是写一些不疼不痒的小品；三是，全面投入法西斯怀抱，充当御用文人；四是，抑制自 己的感情，写些与时局无关的文章，抑或是私下里写些反战作品文史类经典书籍，但不发表。

　　据水岛分析，第一类日本作家非常少，如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1933年，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街头与地下工作者联络时，遭到特高的袭击而被 捕，数小时后即被毒打致死。小林之死是日本左翼文动的分水岭。宫本也在同年被捕，未经审判被关押，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被释放。第二类日本作家也不多，中 野重治是其中的代表。第三类作家很多，如被誉为“国民诗人”的北原白秋就曾接受法西斯军部的要求，写了很多赞美战争的诗歌；高村光太郎担任“文学报国会” 诗歌部部长，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诗人”，德富苏峰更先后抛出《昭和国民读本》，使民众盲从战争，当日本战败前又炮制《必胜国民读本》，号召民众与军国主 义分子一起垂死一搏；第四种人为数不多，其代表人物有唯美派代表作家永井荷风、原喜民等。他们对人生抱消极态度中国作家杂志社官网，对现实社会不满，却又没有叛逆的勇气，只 好追怀过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各大出版社为抢到前线第一手信息，派作家随军撰写战地文学或通信稿。1937年秋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三个月，石 川达三作为记者随军到华中战场采访。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无锡、常熟，直达南京，目睹的惨状。回国后，他用12天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 士兵》，在良知驱动下客观描写日军暴行和厌战情绪的作品。军事当局却以“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将其查禁，并将石川禁锢。当时，几乎所有日本从军作家都在歌 颂皇军“赫赫战果”，《活着的士兵》实属罕见。遗憾的是，石川最后也不得不顺应时势写出赞美侵略战争的《武汉作战》。1938年8月，日本侵华指挥部为配 合攻打武汉，要求作家从军组成“笔部队”，全面协助侵华军事行动。

　　1945年的战败给日本文学界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冲击，同时也带来新生。战后初期的阶段，各种迭起，不同的体验在人们内心交织，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中，对“神国不灭，皇军不败”之类神话深信不疑的日本人对于战败显得格外敏感，在文学创作中也避讳最多。

　　战后，日本“反战文学”如火山喷发，其中最常表现主题有两个：经济主题和情感主题，这两个主题，造成了日本人受害意识的大量产生。如自然派作家 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战后派作家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白痴》等都从各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受害和感情受害。还有根据 自己战时从军的体验写成的小说，如大冈升平的《俘虏记》《野火》描绘日军在菲律宾战场伤亡惨重，着重刻画了日军的暴戾文史类经典书籍。描写原爆受难者体验的有大田洋子的 《尸横满街》《到哪里去》，原喜民的《夏季的花朵》，被称为原爆诗人的栗原贞子《原爆诗钞；我的广岛原爆证词》。另外，野间宏《阴暗的图画》《脸上的红月 亮》、林芙美子的《平民区》、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原》等都是反战文学的代表作。

　　女作家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是战后脍炙人口的反战巨作。小说通过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去偏远的小豆岛小学某分校赴任的女教师大石久子与学生的交 流，揭露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重大灾难。因为战争，孩子们遭遇了很多变故，大石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怀疑，想要辞去老师工作。日本战败，当年的孩子们死的 死，残的残。战争结束第二年，大石再次踏上分校讲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作品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促动了教师的反思。有教师写了“致死去的学生”一 诗，表示对自己在课堂上灌输军国主义理论的忏悔，其中写道：“哦，我那优秀而一去永不复返的学生，绞死你绳索的另一头竟然是握在我的手上，而且是以人师的 名义。”日本最大的教师工会组织提出了“决不将自己的学生再次送上战场”的口号。一般教师与下层士兵，市井商人等平民百姓自发地对战争进行反思，掀起了波 澜壮阔的反战和平运动。

　　纵观日本战后文坛，有两个特点必须指出；一是大浪裹挟，泥沙俱下，反战文学和歌颂美化侵略战争的文学同行并存；二是战后日本文学中的反战观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暧昧性。

　　二战末期在冲绳战役中搭乘“大和号”战舰从征的吉田满在战败后写成《战舰大和号的末日》由于其混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公开为日本帝国海军 张目，联军，在发表时被美军占领军司令部全文删除。但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竟一字不改在日本全文公开刊出。“笔部队”中的多数作家在战后仍毫 无悔意，先后出版了大量作品，虽然没有战前那么露骨，但字里行间仍不时露出对战争的歌颂、对皇军士兵的赞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无一不对战败表示惋 惜。这期间还有很多复员的士兵，军官等撰写的回忆录，都是不加反思，毫无反悔之意的战场记录，其中不乏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之作。二战结束以后，被苏联红军 解除武装的日本战俘总数达70万，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进行强制劳动改造，由于环境极其恶劣，以及缺乏基本的粮食和休息，其中大约有20万战俘死在了劳 改地。这也成了日本战后文学经常描写的素材，这些作品看似反战，却闭口不谈在成为战俘前自己的行为，只是一味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残忍，非人道地俘虏。 日本政府也借此举办展览会，号召大家不忘战败之苦和战败的屈辱。

　　日本战后的战争文学大都是试图通过个验描写，表达个人的受害意识，并没有深刻反思战争的侵略性质。这类战争文学虽然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发动 侵略战争的批判，但也存在着故意模糊战争的侵略性质，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推卸责任的思想意识。如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野坂昭如写的《萤火虫之墓》， 女作家三枝和子的《宇曾利山考》等，这类作品几乎不谈国家政策，只注重战争悲惨的效果，小说中的战争被害者永远是作为实际加害者的日本士兵，这种看待战争 的思维方式在战后日本乃至当今日本都颇具代表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原爆文学。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井伏鳟二《黑雨》《6000的爱》，林京子的《祭场》等作品描写爆炸的恐怖、 受害者的悲惨，谴责了使用者和制造者。但却有意无意地割断了历史，因为广岛长崎不只是原爆受害的问题，还包含了许多历史因素。割断历史单提“广岛长 崎原爆”，难以全面讲述历史的真实情况。仅举广岛原爆资料纪念馆的一幅展件为例。其中一项是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的文字上方，放置了两帧军国主义 时代的宣传品。一是当时《朝日新闻》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决心对日开战，再是“号外”上面有大字标题：“夜间演习中的我军中国作家杂志社官网，遭受不法射击”。这两张军国主义 时代的宣传品，它们的目标本身就是宣扬侵略战争正当性，这样的陈设利用，既有悖于原爆资料馆倡导的和平宗旨，同时也给每位参观者进行了误导。

　　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小田实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在战后21年间，虽然反映亲历战争的文字多如过江之鲫，但几乎都是从被害的视角记述的。” 村上春树在回答有关为什么“日本人对二战中侵略的历史都讳莫如深”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 变。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战争结束后未能将那场战争劈头盖脑的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以非常暧昧的措词改口声称‘再不重复那 样的错误了’，而没有人对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大会上明确表示，二战中日本“侵略了亚洲各 国”，他“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惨绝人寰行为感到痛心，应予赔偿”。

　　日本的反战文学传统是建立在反战厌战的心理之上的。从与谢野晶子到小林多喜二、壶井荣、野间宏，他们的反战出发点是对危在旦夕的弟弟的担忧、对 战场上毙命的战友痛惜以及对在战场上死伤的学生的内疚，“有力地批判了战前军国主义有悖于生命价值的扭曲，但多从战争‘受害者’的角度还未从‘加害者’的 角度审视那场战争”(李德纯，2001年)，不可能看到侵略战争中真正受害者的痛苦。铺天盖地的受害手记和记录，以及模糊侵略战争性质、不分战争正义与否 一概反对的所谓“反战”小说，其结果是淡化或美化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二战中最大的受害国是日本。这也正是上世纪70年代后 以“新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抬头的土壤和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就如何看待二战中日本人的死亡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牺牲，日本学者中爆发了一场争论。战后日本的“革新势力”主张必须为两千万亚洲 牺牲者谢罪，对本国的三百万死者不屑一顾；“保守势力”则相反，对二千万亚洲人的牺牲者不屑一顾，却陷入把三百万本国战死者放在靖国神社祭奠的“虚幻”。 明治学院教授加藤典洋把上述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姿态分别称为“外向性自我”和“内向性自我”，并认为在这里出现了所谓日本人的人格，而日本战后问题的根 源就在于此。加藤的结论是“靖国(神社) 逻辑源于革新派的死者观”。“革新势力”把日军称为“侵略者”，这成为“靖国(神社) 逻辑”产生的根源。因为“保守势力”反复宣称“上次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编造的谎言”等，只是为士兵之死找回意义，表达追悼之心。他提议： 只有先解决了人格，实现统一的有责任感的日本国体，才能真正做到对外谢罪。作为具体步骤，在追悼二千万亚洲的牺牲者之前，先对三百万日本战死者表 示哀悼。另外，加藤在谈到天皇的战争责任时称“天皇的责任是对(本国) 臣民的责任”。对此，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撰文批判，论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灾难。他认为，日本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正视历史事 实，审判自己的过去，促使日本政府履行战争赔偿，向各国受害者谢罪，并将这一惨痛教训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历史重演。

　　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纷纷向日本法庭提出战后赔偿文史类经典书籍，追究战争责任，迫使日本重新面对被弃置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责 任和战后责任。但在日本国内，对受害者的呼声持粗暴拒绝态度、主张“历史修正”的新民族主义势力在增强。“首先要祭奠本国的包括士兵在内的战争死者，然后 才能哀悼2000万的亚洲死者”的观点，与日本国内“要找回日本国民的自豪感”、抹去历史教科书中充满“自虐性”的记述、否认“”和“随军慰安 妇”历史事实的言论异曲同工，只是要更复杂、更讲究，既不是排外主义，又不是否定论，而是危险的新民族主义者主张，应该警惕。高桥哲哉一针见血地指出，加 藤“首先要祭奠本国死者”的主张，就意味着要先哀悼“”的刽子手、“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成员以及把“”作为隶的日本兵。这无论从伦理 上还是从上都是行不通的。保持耻辱的记忆，为它羞愧，不要忘记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题，意识这一点，代替本国死者向被侵略者谢罪与 赔偿，这就是日本人的战后责任。

　　上世纪70年代，《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首先全面采访揭露了日军的侵华罪行，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等，第一次打 破了日本战后30多年来对所犯罪行的沉默。森村诚一的长篇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以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核心，揭露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等地用活人 做生体实验的罪行。从中国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经过教育改造后的日军老兵也从1970年始，不断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反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三光》《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不忘侵略的天皇军队——日本战争手记第2集》等 “中归联”会员出版的书，不下几十部。这些侵华老兵的回忆与忏悔，恐怖真实，发人深省，在日本社会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在日本新民族主义泛滥、新军国主义 迅猛高涨的情况下，控诉和揭发日本侵略战争是一个极具思想意义与意义的选题，这不仅有丰富的可供开掘的文化内涵，也关系到二战成果和人类和平是否 继续得到维护。

　　几年前，离东京不远的崎玉县建立了中归联和平图书馆，保存约有2.4万份资料，是二战日本士兵一生的反战记忆：45名老战犯亲笔写下罪行供述书，他们看的各种读物和他们证言的录像录音，它们将永远告诉人们那场战争的。

　　我们期待着日本作家能从战争加害者的角度，从整体的文化背景上，探讨和剖析二战的内在原因，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的批判。倘若如此，这必将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