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促使当下作家以更全面、更具探索性的视角来观看都市写作与自身的关系。当城镇化覆盖超过我国一半人口，都市形态也开始产生了差异化，作家们如何感受都市文化又如何精确呈现这种感受？本月“新批评”我们邀请评论家何向阳，青年作家林棹、郭爽共同谈论个人视野中的都市青年写作话题。郭爽在本文中提及了文学史上众多书写家园的经典作品，由此她明晰了自己的答案，“写作对我来说，是看到置身其中时一张张生动的脸和属于我的、仅此一份的人生旅程纪实文学和非虚构。在对这一张张普通而又神秘的人脸的描绘中，是对古典信念的追寻与反复的叩问。这是对自我的寻找与复归，是家园。”

　　我想从“家园”这个词说起。在《魔戒》故事的起点，为了守护家园，魔戒继承人弗罗多毅然离开宁静淳朴的夏尔，踏上前途未卜的旅途。从离开家园的那一刻开始，弗罗多和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将面临无尽的与磨难，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善恶考验。

　　在这里，托尔金使用了“家园”这个词。在主人公为了世界的光明未来，誓死抵抗黑暗的史诗之旅中，他要守护的这个“家园”指的是什么？只是一些房子、土地、村庄吗？还是代表了夏尔所蕴含的全部精神价值和秘密？在冒险故事开始前，托尔金有一篇《楔子》，叫《霍比特人》，交待了霍比特人这个特殊的族群他们的历史、文化、文明、习俗、社会结构，换言之，是让霍比特人之所以成为霍比特人的，是让霍比特人值得用生命去守护、去捍卫的他们存在的信念和价值。是他们的家园。

　　托尔金写《魔戒》是在1937年到1949年。写作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着欧洲文明如何被战争所威胁和摧毁。《魔戒》是托尔金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作家，对现代来临时，对何为人类、何为家园，人类该如何安身立命，人类要跟什么誓死抵抗的思考和回答。在面对战争机器和现代文明的危机时，托尔金让弱小的弗罗多出门远行，为了守护家园。

　　时间跳回30年前，同样在英格兰，工业文明已经发端，传统的乡村牧歌式生活被打破，有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肯尼思·格雷厄姆也试图用笔下的故事来回答“何为家园”。

　　在格雷厄姆构造的《柳林风声》的世界里，动物们以河流为生存的根基，它们忠诚于河，通过在河里不断成长来发现生命的意义。跟这些忠诚的角色相比，先生可以说是故事里格格不入又最受历代读者所喜爱和欢迎的角色。他对新事物好奇，想开汽车，他被外面的世界吸引，想去冒险纪实文学和非虚构。是走出乡村、拥抱城市化浪潮的第一人。于是，他离开这个安静恒定的河流世界，去冒险中国文学类书籍，去闹笑话，狼狈不堪，经历了种种人生境遇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回归家园。

　　格雷厄姆描绘的是20世纪初，在汽车、电话的杂音中纪实文学和非虚构，让古典的人类感觉不安的画面。他以这条河流所代表的世界，指向旧有人类的理想生命样态，构筑起关于家园的乌托邦。然而，这个让不安定的最终回归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这里，有什么吸引力胜过了城市的璀璨电灯与歌声？

　　格雷厄姆给这个家园画出完美的解剖图，在这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社会身份得到保护，精神得到庇佑，不会像在外面的世界那样，头破血流。这是作者的想往，他试图以这三重屏障，召唤那些相信其美好价值的读者，说：看，这就是家园！

　　然而，我们都知道，时间是射出的箭，现代化的进程轰隆隆拉响后，整个世界都卷入了一条叫作现代的履带，每个人也不得不去面对作为现代人的一生。

　　对中国人来说，传统观念里的家园一直是个复合的概念。在古时候，人出生在一个按照东南西北方位系统修建的家宅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在这个井然有序的系统里进行，人遵从道德和伦理的规则，慢慢认知到自己的位置，所谓各安其命。家宅的秩序对应宇宙的秩序和伦理的秩序。但进入现代，这样的秩序被打破，传统的家园离散。后来人的生活，从山水卷轴被拆解、重构，更多的个体从体系里拆分出来，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游弋着的单子、原子。

　　这样的单子、原子，这样的你我，需要什么样的家园？如何安身立命？对家园的思考，几乎成为最迫切的生存命题。

　　还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社会身份得到保护，精神得到庇佑？如果有，它是什么模样？

　　如果说，古典的家园对应的是不变，那么如今的家园需对应的是现代生活的可变，如何建造一种可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本身的家园？人还能怎样安于自我、忠于自我？

　　在文学的领地里，关于人和人所栖居的空间，现代以来的作家们给出了一些示范。乔伊斯在24小时内复活都柏林城。本雅明看穿了都市里游荡着的浪荡子。伍尔夫知道，在大地与天空之间，人需要到灯塔去。作家们以肉身丈量所处的空间，以情感、记忆、智性来构筑意识之网，并进，直到抵达边界。而家园，虽然仍然是现实生活的依凭，但更多地开始指向隐喻。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如今的人已经不再可能像古罗马时的西塞罗那样，他流放归来，为了重建自己被拆毁的家宅而发表演说《为家园辩护》。西塞罗成功了，旧地重建是他的目标，但对今天的人来说，原初版本的家园早已失去、失落，需要用别的方式抵达。要寻找家园，与测绘学对应的地图学，如今变成了心灵的地理学。寻找家园，也就是寻找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根基。

　　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在她的小说“基列三部曲”里，创造了美国爱荷华州一个叫“基列”的小镇。在这里，人生存、离开、回归，在与动荡历史的对抗中充满悲伤与悔恨，当家园变得不堪承受中国文学类书籍，一些强而有力的灵魂因为恪守新教传统中一种失落已久的道德谱系而发出证言，玛丽·罗宾逊用修补、治疗、重申信仰价值的方式纪实文学和非虚构，构筑起可以搭建家园的基石。

　　而在另一位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纽约庞大、巨兽般的城市空间成为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读者们跟随主角马修·斯卡德走过纽约的大街小巷、长期蛰居于旅馆，听棒球比赛直播纪实文学和非虚构，在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中保持沉默。这一继承了乔伊斯和本雅明笔下流离失所的浪荡子精神和生存状态的书写，同样可以构筑家园，可以安置人心。

　　以上不同的取法、路径指向不同的人生与信念，作者自由选择，书写的是自我及更普遍的同代人对一个人及其世界的建筑故事。

　　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各种写作中，作家们向着这个叫“家园”的赛博靶心录入不同的代码，试图创造连接的奇迹。而福柯以他体验的一生给出的证词是：我们经常一再处于开始的位置。在寻找家园，也就是寻找自我认知的这一漫长过程里，人往往会一再折返到起点；而当人们面对不可逾越的临界点时，正是一个重新认识极限何为、神圣何为的契机。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终将看到这一图景：在原初的家园与最终的家园之间，搭建的桥梁是人生的旅途本身。

　　在《魔戒》全书的尾声，智慧的象征、伟大的指引者甘道夫对弗罗多和他的伙伴说：“归途中，三个人一起走比独自一人要好。好啦，我亲爱的朋友们，终于，在这里，在大海的岸边，我们在中洲的同盟情谊走到了尽头。平安地去吧！我不会说别哭，因为并非所有的眼泪都是不幸。”

　　旅途与告别，指涉创作者的人生与其作品的关系。法国电影导演侯麦，在电影新浪潮过去多年后反思，谈起年轻时的创作，他说，“冲上街头，并不只是要让电影拍摄街道、建筑、橱窗，并不只是要拍自然光下空间里的人和人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参与进去，走进人群中。感受到他人的脸，就像感受自己的脸中国文学类书籍。”这种感受真切、朴实、强烈，会让主体忘记、放下自我，如庄子所说“吾丧我”，这样去创作，能成就对他者和更广大世界的创造。这是趋于极限，是真与善的安慰，是美的完成。

　　此刻，写作对我来说，是看到置身其中时一张张生动的脸和属于我的、仅此一份的人生旅程。在对这一张张普通而又神秘的人脸的描绘中纪实文学和非虚构，是对古典信念的追寻与反复的叩问。这是对自我的寻找与复归，是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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