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5月10日的《文艺春秋》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的文章，对外公开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并可能在中国杀害过战俘的往事。村上春树表示，父亲曾向他断断续续讲过参与侵华战争的经历，这也是他后来与父亲疏远的真正原因，因为他是侵华日军的直系后代，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历史的原罪，不得不接过父亲的战争记忆。

　　作为日本文学八十年代的旗手，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清新浪漫的笔法与其他阴郁沉重的战后文学形成鲜明反差。但近些年来，对抗战争与暴力成为了村上春树作品的重要主题。从《奇鸟行状录》开始，村上春树就在追溯和反思血腥暴力的战争记忆。最近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更是把矛头指向了日军在的罪行，认为日本应该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真诚道歉。

　　村上春树的战争意识和反思代表了现代日本作家始终难以绕开的情结。二战期间，在法西斯军部的高压政策之下，明治以来形成的日本文学传统产生了断层，日本文人或是为军国主义大唱赞歌，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被奉为“报国文学”的样板；其他作家多是保持沉默，或是写一些无关时局，不痛不痒的作品。极少数激烈的作家，像是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只能面临被捕入狱甚至身首异处的遭遇。

　　二战战败既给日本各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日本文学的新生。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初期，传统价值破灭，对现实的不安和对未来的迷茫造就了一批极具反抗意识的文学作品，以太宰治、坂口安吾、田中英光为代表的无赖派作家就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喊出“生存吧，堕落吧”的口号民间文学作品选，道出了战后混乱失序状态下日本人的心声。

　　不同于无赖派儿童文学选萃电子版，另外一些“战后派”作家则在反思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儿童文学选萃电子版，这个群体包括了野间宏、大冈升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等。他们笔下呈示的往往是某种极限状况下的特殊体验，但却同时表现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观念。野间宏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作品，是195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这部作品以同样滞重的文体，描绘出日本军队内部的惨无人性。大冈升平的《俘虏记》讲述了主人公在菲律宾战场上战败成为俘虏，顺带讽刺战后的日本沦为美国的“俘虏收容所”。

　　日本战后文学的转折点也许是昭和三十年（1955年），当时石原慎太郎的代表作《太阳的季节》在激烈的争议中获得了日本文学的最高奖项“芥川文学奖”。虽然深受日本年轻一代的好评，石原的作品也得到了不少批评意见民间文学作品选。批评人士认为，石原总在寻找一种反抗的对象，并将之表现为“的抵抗”。石原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战争，却潜在地迎合了右翼倾向的战争意识。

　　石原获奖的三年之后，大江健三郎也获得了“芥川文学奖”，他的作品《饲育》以少年视野中的暴力和死亡来反思二战中的极端国家主义，从此开启了大江文学一以贯之的反战情结。大江健三郎和石原慎太郎的观念分歧，形成了日本战后文学两条不同的路径。

　　日本的反战文学中的战争对象往往是英美，背景也多以太平洋战场为中心，中国的角色时常被忽略，武田泰淳的《审判》、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等作品是少数把侵华战争作为主题或背景的小说。在日本的文化心理中，中国虽是战胜国民间文学作品选，但击败日本的却是美国，英美才是日本需要模仿和赶超的对象。

　　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或许是，日本的战争文学多以受害者的视角看待自我，强调战争的残酷，战后的萧条和迷茫，很少真正地反思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作为侵略者应该承担的责任。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场明确表示，二战中日本侵略了亚洲各国，他“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罪行感到痛心儿童文学选萃电子版，应予赔偿”。但是，像这样的声音仍然是少数儿童文学选萃电子版，大多数的战争文学回避了深刻的自省，而类似“笔部队”的作家甚至还对侵略战争大唱赞歌。

　　为什么日本人对二战的侵略历史讳莫如深？村上春树的回答也许击中了要害：“今天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战争结束后未能将那场战争劈头盖脑的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以非常暧昧的措词改口声称‘再不重复那样的错误了’，而没有人对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

　　除了村上春树以外，日本还有哪些反思战争的文学作品？以下介绍几本还不为国人所熟知的反战文学作品，以及西方世界对于日本战后文学的研究。

　　很多人知道抗日战争中在中国东部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731”部队，但很少有人知晓日本本土也存在这样的解剖“实验”。《海与毒药》讲述的就是1945年发生在日本福冈县的线名美军飞行员被击落后成为战俘，被判处死。九州帝国大学（现九州大学）医学部的石山福次郎教授“以医学研究为目的”，向军部申请“处理”这批战俘，得到了军方的同意。这些战俘由此成为实验的对象，在死之前饱受折磨和痛苦。二战结束之后，美军发现了这一罪恶行径，参与实验的一干人等全部被逮捕。石山福次郎畏罪，相关人等，五名被处以绞刑，十八人被定罪。

　　远藤周作被归类为日本的“第三新人”派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日本教文学的先驱。“第三新人”这一名词最早是文学评论家山本健吉提出的，他把从1953年到1955 年进入日本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统称为“第三新人”。“第三新人”与战后派作家不同，他们在战争期间都很年轻，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但是战争断送了他们的青春，因此他们不相信外部世界，也不相信什么绝对理念。

　　远藤周作写作这本书时曾大量查阅了当时的资料，他并没有将小说写成满足读者猎奇的独家报道，而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参与“实验”的每一个个体身上，以个人的处境和选择来剖析战争背后人性的阴暗面。

　　二战结束前夕，广岛和长崎遭到的轰炸，核战争为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孕育了日本的原爆文学。井伏鳟二的《黑雨》、大庭美奈子的《浦岛草》以及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都是日本原爆文学的代表作。

　　《广岛札记》是大江健三郎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共分为九个部分，最初在1964年连载于日本《世界》杂志上。当时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已经成功研制了核武器。核扩散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的核心话题。

　　当时天生残疾的儿子刚刚出生，大江在痛苦之中，多次前往广岛原子病医院民间文学作品选，接触1945年爆炸后的幸存者们。天生畸形和遭受袭击，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么生存？大江在探访广岛和反思原爆的同时，在思索作为一位残疾儿子的父亲的职责。对于原爆的反思结集成了《广岛札记》，对于生的追问促使他创作了小说《个人的体验》。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有意识地关注被主流社会忽视的边缘人，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灾难中致残的幸存者就是大江首先关注的“边缘人”。大江作为作家的职责，就是“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

　　广岛的考察让大江健三郎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核人士，他一直担忧核时代下的人类生存。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大江健三郎不是在杞人忧天。当时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依旧走上街头，就像半个世纪之前一样呼吁政府停止使用核电站。

　　村上春树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近些年来呼声最高的日本作家，然而最近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却被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摘得。尽管与萨尔曼拉什迪、VS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的“移民文学三雄”，石黑一雄在获奖之前，很多中国读者对他并不了解。瑞典学院将他的创作母题归纳为“记忆、时间和自我欺骗”，这位移民作家的所有作品都留下了日本战后文学的印迹。

　　长篇小说《浮世画家》是石黑一雄的第二部作品，展现了一位二战时曾帮助宣扬军国主义的日本浮世绘画家在战后的回忆、反思和忏悔：原来整个日本民族的过去竟是在为一种荒诞虚幻的理想献身。这部小说获“布克奖”提名，并摘得1986年“怀特布雷德奖”，被译成十余种文字。

　　主人公小野是一位浮世绘画家，他的艺术理想与日本侵略的时间轴同步，他的内心为艺术理念而疯狂，也为日本帝国的所谓“理想”鼓舞雀跃。随着日本战败，曾经的军国主义帝国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反噬，小野也被自己的艺术理想所吞噬。

　　通过“浮世绘”的隐喻，石黑一雄不仅在思考“荒芜人生”的宏大主题，也把自己还原到二战时的具体场景之中，“如果稍微生得早一些，生在那个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年代，自己会如何生存？是抗拒，还是保持一定距离的旁观，抑或是加入到那种狂热中去？”

　　西方世界对于日本战后文学的研究之中，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系教授John Whittier Treat的这本Writing Ground Zero（《原爆时作：与日本文学》）问世至今一直被视为经典之作。通过对日本原爆主题公共讨论的研究，作者试图告诉西方世界，我们可以从这些日本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身上学到多少对于核时代的正确认识和反思。

　　从1945年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公共话语一直围绕着广岛、长崎及二战历史展开。这些作家中有战争中的幸存者，包括最早一代的诗人和小说家原民喜(1905-1951)和大田洋子（1906-1963），以及日本当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大江健三郎和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家小田实。

　　在作者的比较中，这些日本作家对现代战争暴行的见解与书写犹太的欧洲作家，美国后结构主义的核批评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在探讨现代的伦理危机、记忆与经历的关系以及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性。此外民间文学作品选，在广岛诗人，东京评论家和长崎的女性小说家等多位作家的章节中，作者也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这段时期日本战后文学对于世界文学主题的贡献。

　　这位作者去年出版了新作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日本当代文学的兴衰》），描述了从19世纪70年代到当下的日本文学发展。该书以日本科幻文学作为结尾，描述了日本作家对经济萎靡、灾难频发的担忧。这种危机意识，也许就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后日本的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