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居之所，是为书房。书房养心，读书养性，人和书房一起生长，相互给予，自然勾勒，每间书房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魂。

　　今起，贵阳网推出《走进名家书房》专栏，让读者得以一窥名家们的书房一角。他们的书房各异，有的规划整齐，排书有序；有的“杂乱无章”十大文学大家，书籍遍野；有的热爱收集，藏品丰富……在书房里，他们爬书山初中必读文学作品、涉书海，乐此不疲。走进名家书房，探寻阅读奥秘，品味人生故事。

　　陆建德，学者，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文学所所长，曾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主任、文学系主任；历任《外国文学动态》主编、《外国文学评论》主编、《文学评论》主编、《中国文学年鉴》主编。著有《麻雀啁啾》《思想背后的利益》《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戊戌谈往录》《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

　　认识陆建德先生很多年了，经常在一些会议和好书评选现场见面，直到去采访陆先生书房，才知道我们其实住得很近。走进陆先生家才知道，之前借由照片画的书房，仅是他家无数书墙的其中一面，我原来只画了书山一角。

　　陆建德先生出身知识家庭，祖父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浙江大学服务。他虽说自己没有旧学底子，但家里有很好的读书氛围，祖父家有一些线装古籍。陆建德先生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伦，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回国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冯至、卞之琳初中必读文学作品、杨绛等名家做同事初中必读文学作品。曾任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文学所所长，并主编《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等。学贯中西的他，同时任职外文所和文学所（相当于中国文学研究所），退休后，又跨入近代史研究。

　　陆先生书房，中文书和西文书都有丰富的收藏，还有一定数量祖辈、父辈留下的古籍，“书多成灾”自然也有读书人共同的烦恼，书找不着，但失而复得的乐趣又是如此迷人。和爱书人陆建德在书房里逛着聊着，说到哪本书时就一起去书房里找书，遍寻不着时，又发现别的书，就这样，一边找书体现文学象征的作品，一边聊书，一边谈往说今。

　　陆建德：书房是我们读书人生活中呆得时间最长的地方，因为写作、读书、查资料都需要在书房，尽管我也经常在厨房、客厅写东西，但每次要查资料时，还是要去书房找书，但找书是个很大的难题，我家的书不都是在书房，不同的房间都有，所以，有时候为了找一本书，要花费很多时间。但这也有别样的乐趣，尤其是一些书失而复得的时候，会让人无比开心。还有些书，里面夹有条子、摘录、或其他一些旧物，也很激动。书房就是读书人快乐的源泉之一。

　　我书房里有不少祖父、外公留下来的古籍，线装书，我父亲读工科，对线装书兴趣不大。我现在书房里更多的是个人阅读史和成长史的记录。其中有一套大约是道光年间出的线装《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注，共二十册，缺第一册（序和图像），读的人多，已谈不上什么品相了。小学二年级开始，我经常去祖父的寓所，听他给我读这套《三国演义》。他坐在紧挨窗户的旧沙发里，一边读，一边解释，我坐在榉木小板凳上听。我似懂非懂，更加想从“小书儿”的图像上认识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模样。这些书房里的信息，会丰富我们的回忆。

　　陆建德：祖父服务浙大（包括浙大前身浙江甲种工业学堂）三十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退休，与杭州的旧式文人有若即若离的交往。父亲是独子，他和母亲结婚的日期应该是在19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之后、第二次淞沪会战结束之前。1937年11月，祖父率一家四口随浙大迁至“文军西征”的第一站建德，那是浙大“弦歌不辍”的起点。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副教授，浙大的画法几何和机械制图教研室主任。他身体不好，1973年退休了。外公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去世了。

　　陆建德：我是1960年进小学的，那时早就没有旧式小学了；虽然小时候家里和学校都能读到线装书，也不缺可读的书，但不是系统的国学教育，因为自从清末中国废除科举后，还没有形成全新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这代人虽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却不够系统。而旧学底子已经没有了，不像钱钟书他们那一代人，有童子功。

　　我们高考的时候，外国文学特别热，就选择了读外国文学。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第二志愿报的是北大中文系，后来就去了第一志愿。所以，人生的路也是蛮偶然的。

　　不过，那时候大学里的外文系也有中国文学研究，并不是不相干的。后来，我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的时候，像冯至、卞之琳、杨绛等都在外文所，他们虽然是做外国文学，但实际上也没有脱离中国文学。

　　陆建德：复旦大学当然是很重要的阅读期，当时复旦外文系有好几位名家，比如系主任孙铢，教精读的曹又霖老师，教泛读的丁兆敏老师，还有丰华瞻先生十大文学大家，他是丰子恺先生长子。此外，还有伍蠡甫、林同济体现文学象征的作品、葛传槼和杨岂深等老师，都是教过我的。陆谷孙先生当时还比较年轻，但已经很出名，不过他没有给我这届学生上过课。复旦外文系的《英国文学选读》和《美国文学选读》是同类读本中的佼佼者。

　　复旦毕业后由国家教委选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当然也是很重要的阶段。我在剑桥达尔文学院就读，博士论文写的是英国二十世纪批评家利维斯。留学时当然也读中国书十大文学大家，包括有些当代小说和反响较大的论文，不过远不及英文著作多。读英国文学（含批评），可能还略略改变了我欣赏中国文学的方式。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蛮喜欢买旧书的。在英国旧书店里买的旧书，也会有一些原来的主人留下的纸条或其他。我现在书房里，很大一批外文书是在英国留学期间买的。

　　绿茶：近些年，您先后出版了《戊戌谈往录》《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等。中国近代史研究您主要的关注点在哪里？

　　陆建德：我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晚清、。晚清以来，中国的道路不好找。那时候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改革，并不是形式上的改革，而是制度上的变化。其中，《戊戌谈往录》里，有一些篇章是谈保路运动的，尤其是对辛亥和保路运动有一些对史学界固定看法的重新认识。

　　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过程十大文学大家，还是受英美影响更大一些，比如，当时的教会学校主要还是英语为主。我父亲是毕业的，当时我父亲在交大用的课本就是英文的。因为那个时候数理化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体系，只能用英文的教材。

　　还包括外国文学、外国思想的引入，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环。鲁迅先生花这么多精力翻译外国作品，也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人对于西方认识的渴望初中必读文学作品。鲁迅翻译的作品比他写的作品还多。

　　陆建德：这个问题特别好。小说和历史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中外都是如此。中国文学最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如果再去读《史记》的话，《史记》中有大量文学性的描写。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部作品有历史也有虚构。

　　同样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讲述方式，可以是历史式的叙述，也可以是文学式的表达，加入文学元素后，历史的表述变得更为宽广。小说家加入历史脉络之后，也会有更大的抒发空间。小说家永远有创造的空间，这对于历史学家也是一种启示，历史不是确定的，它也有各种阐释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彼此之间应该对对方都有一种敬意，小说家在写作之前，有大量的案头工作其实是在书房和图书馆。

　　陆建德：也没有什么宝贝，就是一些一般的书。我也不太在意版本，但因为跟自己的阅读经历有关，还有很多是留学期间买的书，但买这么多，也见证了自己一个又一个没完成的遗憾。

　　比如这本费正清讲中国形象的书，是费正清的签名本，当时买的时候很便宜。书中很多材料其实来自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现在像陈平原教授等很多人都认识到《点石斋画报》的价值，并且做了很多研究。但在费正清出这本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关注这个画报的人还不多。这个画报对于东西方文化比较，对于当时中国的风俗演变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记录。这些年，费正清的书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但这本书似乎还没有中文版。

　　另外一本是邓拓先生的《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是在中国书店买的一本旧书，也是很便宜，大概1.5元。可能店员没留意，这本书是邓拓签名送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泽咸先生的体现文学象征的作品，我书房里那套《隋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就是张先生编的。邓拓先生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谈“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张泽咸先生读得很细，给这篇文章做了很多批注，指出文章中很多的问题，毕竟张先生是传统史学训练出来的，他能看出很多问题。所以十大文学大家，这等于是张泽咸先生给邓拓先生《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这本书做了一个批注本。我现在在想，张泽咸如此细致校订，想必是想让邓拓先生再版此书时参考的，但这本书后来没有再版过，所以，这些批注也不可能有机会修改了，这样一本书就很值得珍藏了。

　　还有这套《红楼梦》，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就是这个版本，道光年间的。封面都掉了，而且脏兮兮的。大概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有个邻居，我一直叫他外公，他借走这套《红楼梦》，等还回来的时候发现十大文学大家，外公把每一本书都包上书皮了，还写上书名，而且他书法还很不错。但是，外公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这套书能保留到现在算是万幸，而且是全的，一共24册。

　　我书房里祖辈留下来的线装书还有一些，包括几种晚明的版本。我不是藏书家，所以，也不是很在意版本价值。我的书房里，中国古籍和西文书都有一定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