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原的这篇文章,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回顾和梳理了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和影响
丁晓原的这篇文章,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回顾和梳理了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和影响。作者在文中重点介绍了丘东平、碧野等人的作品,并且从中发现了现代报告文学抗战叙事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需要我们凝聚民族的情感,生成百折不挠的爱国伟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重读以特殊方式记载那段历史的报告文学,尽管其中很多作品是急就章,但依然会有许多的认知和感想。存录战争的巨大灾难,是为了使后人勿忘历史,向往和平;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空前的历史劫难中,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启悟。
作为近代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体,中国的报告文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实录和存活了甲午风云、戊戌变法短篇纪实文学作品、辛亥和五四运动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抗日战争则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书写最为集中、充分的重大题材类型。中国报告文学的抗战叙事,是一部中华民族惨遭杀戮、备受欺凌的苦难叙事,更是一曲激扬着全民族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正气歌。
中国报告文学文体至20世纪30年始成为一种自立的文体。1936年发表在《光明》创刊号上夏衍的《包身工》是一部“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的作品。这部现代报告文学的“第一名篇”其背景与日本侵华直接关联。作品所写的“包身工”,就是在“东洋纱厂”失去自由而劳作的苦工。正如作品中写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包身工》是对日本侵华、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泪控诉短篇纪实文学作品。
报告文学真实、快捷反映现实的文体特长,特别顺应了报告民族大事件、时代大主题的现实需要。钱杏邨(阿英)主持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现代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这里的“上海事变”,就是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上海军民进行英勇抗击的事件短篇纪实文学作品。许多作者以纪实的方式对这一事变作了迅速的反映:“在文笔活动方面,产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种新闻报告;应用了适应于这一事变的断片叙述的报告文学的形式,作家们传达了关于‘一·二八’以后各方面的事实。”
抗日战争的兴起,促成了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迅速发展,使之成为当时颇具规模、深有影响力的主流文体。对此,以群在《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有过具体的描述:“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抗战文艺》先后举办过“保卫大武汉”“轰炸特辑”等征文,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坚守在“孤岛”的文艺工作者于1939年编辑出版了《上海一日》,以此反映“八·一三”沪战后一年间上海的生活见闻。当时有许多的、进步的报刊和出版机构十分重视报告文学这一时代的“轻骑兵”,如《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烽火》《文艺阵地》《七月》等发表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上海杂志公司等刊行《战地报告丛刊》(包括碧野《北方的原野》、曾克《在汤阴火线》、姚雪垠《战地书简》)和《战地生活丛刊》(包括罗烽《莫云与韩尔谟少尉》、舒群《西线随征记》、刘白羽和王余杞《八路军七将领》)等丛书。
抗日战争时期,报告文学成为一种大众的文体。写作报告文学的作者非常广泛,重庆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报告文学》就收录了174位作者的作品。在众多的作者中,既有夏衍、范长江、谢冰莹、宋之的等业已成名家的作家,更有一大批在激荡而伟大时代中涌现出的以报告文学称名文坛的青年作家,如丘东平、碧野、骆宾基、曹白、萧乾等。丘东平写有《第七连》《叶挺印象记》等报告文学。碧野主要写作报告文学短篇纪实文学作品、散文,接连出版了《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在北线部报告文学集。其中《北方的原野》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北方的原野》表现了“我们民族今日最伟大的感情,最崇高的灵魂的火花。《北方的原野》虽然不会是这方面的惟一的代表,但在目前,它却实在是第一部的成功的著作!”此外还有作为抗战直接参与者或战时生活见证人的业余作者,如写作《闸北打了起来》的阿垅大学生必读文学作品、《狙击手方体田》的韩壮屏是排、连级的军官,写作《在伤兵医院中》《的一日》慧珠、史筠则是参与伤兵救护的。宋庆龄也有记述抗战人事的作品,她的《从湘北前线归来》叙写长沙劳军的见闻,文笔简洁,真切地反映战时伤兵医院的实况和伤兵热忱的爱国精神。
现代报告文学的抗战叙事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精神价值和非虚构写作的艺术价值。非同寻常的叙事者“肩着他的巨笔,跟随着前线的将士,英勇地参加了浴血的苦斗大学生必读文学作品。无数的通讯、无数的报告文学,把战士的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的战区的惨象,把无数千万受难同胞,无数千万救亡队伍的面影,深深地印入了全民大众的胸臆。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38年3月27日)。我们从《当南京杀的时候》(汝尚)、《污暴的行进》(孙钿)、《蹂躏》(吴萍)、《人兽之间》(适越)、《最悲惨的一幕》(秋涛)等作品的题目,就可以感受到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民族遭劫受难的情景,这些文字是记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铁证。
“南京今天一变而为血腥的地狱”,惨绝人寰的杀戮被永远定格在《当南京杀的时候》的实录中。这是一篇报道日寇最早的报告文学,是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同时,在揭露敌寇残暴之外,刘白羽《八个壮士》、祖澄《孤军八百》、骆宾基《“我有右胳膊就行”》、曹白《杨可中》、梅行《船夫》、林有《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飞航员》等以感佩之情再现了许多令人崇敬的抗日英雄形象。《“我有右胳膊就行”》是一篇千字作品。其中的人物是“一个为机关枪扫射而伤了左臂的中年汉子”,作者通过人物富有典型意义的语言,凸现出其爱国忠勇的感人形象:“左胳膊,我不是怕……只要留着右胳膊就行,我还是会到前线去使枪打敌人的。”
抗战叙事作品题材多样,而许多作品笔法不一,各有优长。如《妇女抗战进行曲》(雷加)叙事具体,用笔细腻,追求事件和人物的相对完整性,形似小说。有的截取对象的片段,灵活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文辞生动,有散文之味,如陈毅《江南抗战之春》、孙犁《雁瓴队》等作品即多用散文笔法。《雁瓴队》开篇:“——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这样表现战斗的文字不乏诗情趣味,生动地反映了抗日军民的必胜斗志。有的则采用日记体,如萧向荣的《战场断片——平型关战斗前后的日记》、魏巍的《黄土岭战斗日记》、周立波的《战地日记》等,记事择要,简笔速写,现场感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重读以特殊方式记载那段历史的报告文学,尽管其中很多作品是急就章,但依然会有许多的认知和感想。存录战争的巨大灾难,是为了使后人勿忘历史,向往和平;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空前的历史劫难中,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启悟。小说家巴金在报告文学《广州在轰炸中》写道:“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里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冒着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舍的虔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 “敌人的铁骑果然会踏进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么?我担心这会成为事实。那么就让我们和敌人一起永远埋葬在黑夜里吧,把明天留给我们的后一代人。” 巴金看到抗日救亡“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的情景,以感奋的心绪将万众一心抗击外敌的生活场景摄入作品。这是作者对民族情感的一次深的体验,是对民族生生不息力量的一种新的发现。这是现代报告文学抗战叙事作品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需要我们凝聚民族的情感,生成百折不挠的爱国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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