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一直按专业招生，专业分得过细过窄暴露出诸多突出问题，太侧重职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忽略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发展新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也要求高校培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适应社会变化的复合型人才。可以说，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大类招生，顾名思义，就是高校在本科招生时不分具体专业，按照一定方法“合并同类项”，以大类形式招生。学生进入高校一段时间后，再根据兴趣和双向选择原则进行专业分流。

　　“对大类招生，高校和学生的认识角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感慨，“如今它引发的种种不满和讨论，也可以看成是改革的阵痛。”

　　2021年，中山大学宣布实行大类招生。其计算机类（珠海）分流专业有人工智能、软件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以及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这也就意味着，冲着计算机专业报名的学生，最后可能流入土木、水利这样看似和计算机关联不大的专业。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是名校共识。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大都设置文理学院负责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和人才培养。他们鼓励学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专业，允许学生多次进行专业分流，甚至可以让学生自己设计个性化专业。

　　“大类招生培养可以看成本科由专业教育转向通识教育的过渡阶段。”张端鸿表示，如今本科阶段的教育目标，不是只盯着专业技能，而是更侧重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筑牢学生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知识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一直按专业招生，专业分得过细过窄暴露出诸多突出问题，太侧重职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忽略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发展新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也要求高校培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适应社会变化的复合型人才。可以说，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在国内，较早开始“大类招生”探索的是北京大学。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就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方针。2001年，北京大学启动了“元培计划”，先做通识教育，再做专业学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了大类招生的阵营。据2019年南昌大学研究生李妍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的统计，九成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近七成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都实行了大类招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马进喜介绍实行大类招生的原因时指出，大类招生和培养能扩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也更加符合当前学科交叉、专业界限淡化的高等教育改革趋势，符合一流高校的本科人才培养发展方向。

　　“高考改革之后，原有的高校录取规则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向科技日报记者分析，新高考的志愿填报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专业（类）+院校，即一个院校的一个专业（类）是一个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二是院校+专业组，1所院校拆分为若干院校专业组趣味知识分享，1个院校专业组即为1个志愿，也是平行志愿投档，其本质是把高考选考要求相同的专业归集在一起。“老高考报志愿的本质是选学校，新高考后报志愿的本质是报专业。”陈志文说。

　　“专业优先”的投档方式，实际上削弱了名校光环对弱势专业的保护作用。有些时候，普通高校的强势专业分数甚至能超过老牌“211”“985”高校。在这种情况下， 院系合作，“抱团取暖”，既增加了考生的录取机会，也成为高校提高生源质量、稳定录取分数线的重要举措。

　　目前，国内高校的大类招生大致有三种模式，有些高校这几种模式均会采用。一是按学科门类招生，根据专业相近理念趣味知识分享，将全校的专业重新整合成如经济学、管理学、机械学、电子学等若干大类，如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二是以试验班形式招生，面向部分学生，如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武汉大学工科试验班；三是新生统一进入一个学院，在低年级时不分专业接受通识教育，之后再确定专业，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

　　北京某“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几年也成立了书院，全面实施大类招生。该校某书院教师刘江（化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校的改革，确实是在摸索中前行。

　　大类招生，就需要大类培养。但打通院系壁垒之后，怎么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上什么课，成了一个新问题。一开始，习惯了专业教育的老师也很迷茫，至于课程设置，只能让大类专业涉及到的学院自行协商。“最后，怎么上课成了各个学院的博弈。”

　　陈志文也直言，有的学校看起来搞了大类招生，但只是把大类招生简单作为应对新高考的举措，并没有抓住改革良机，下大力气推行大类培养。只有大类培养之名，没有大类培养之实。真正的大类培养，要重构课程体系，而不是简单搞大拼盘日常分享小故事，大杂烩。“我管这种叫‘对付性’大类培养。”

　　如果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带来的问题就是，通才培养不成，专才又是半桶水晃荡。有些老师对大类招生有意见，认为大类招生弱化了专业教育，压缩了学生专业学习的时间。“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在专业分流后还处于一种专业知识欠缺的状态，还得再补课。”张端鸿说。

　　高校一般会在一年的大类培养后对学生进行专业分流，志愿优先，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其他表现，有的学校也会将高考成绩作为参考因素。

　　“都说大类招生扩展了学生的专业选择自主权，给了他们更充足时间了解专业、认清自己。但这可能只是个美好的愿望日常分享小故事。”刘江坦言，从这几年专业分流的情况来看，即使上了一年的大类基础课程，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还是感到迷茫。他感慨，很多孩子欠缺的是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学生一直以来最不擅长的事，就是做选择。

　　因为迷茫，选专业时，不如就考虑更现实的“冷热”因素。“老师也一直在做引导，但架不住社会上声音那么大。学生一看某些专业总被吐槽不好就业，那肯定是要趋‘热’避‘冷’。”刘江说。

　　学生学习的最大感受，则是累。刘江听到最多的抱怨是，“什么都要学一点，就像是在上高四”。用现在流行的词，叫“卷”。大一时的成绩足够好，分流时才能如愿以偿进入大类里的热门专业。但大学里的竞争，是和一群同样优秀的人之间的竞争，比高中的竞争难度还要更上一层楼。所以，有学生说，学得比高三还苦。

　　张端鸿分析道，学校开展大类培养的本意趣味知识分享，是希望学生多阅读、多积累，多注重“通”。但在强烈的目标导向下，一些学生做的不是探究性、兴趣性学习，而是回到了中学阶段的应试性学习。“这对人才培养改革又不能算是一件好事。”张端鸿表示。

　　每年分流结束后，冷门专业接收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想来这个专业但成绩不够好的学生，他们是专业分流竞争中的“落后者”。刘江举例说，第一年他所在的大类做专业分流时，分流到某冷门专业的学生里，只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把它作为第一志愿。

　　“老师心里也是有意见的，觉得只能捡剩下的学生。”刘江说，老师私下担心长此以往，形成马太效应，专业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改革难，专业分流兼顾学生意愿与专业发展难，冷热专业差异弥合难……这些都是高校推行大类招生改革时可能陷入的困局。

　　时任广州大学副校长的禹奇才曾指出，大类招生与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学校资源条件及教学管理水平的要求高。各高校要认清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操作，分步实施，稳步推进。

　　他分析，在做大类培养课程设计时，要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日常分享小故事、能力、素质等要求转化为具体教学内容，进而提炼升华，将具体教学内容转化为支撑培养目标的各教学模块及教学要求，最后进行分类整合，构建课程体系，让每项核心知识、专业能力及素质要求都能具体落实到教学之中。

　　陈志文坦言，有些“冷”需要保护，有些并不值得。他举例说，不少高校都偏好建设化学专业，因为它是“论文大户”，容易出成绩、有数字，看起来热闹。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专业本身就有竞争力，有社会认可度。“有些专业的社会需求不旺盛，这就要思考下该专业是不是值得存在，是不是要招那么多人？”陈志文直言，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人才培养背景下，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大胆放弃一些不适合自己的鸡肋专业。

　　分流时的竞争，其实不仅是学生之间的竞争，也是专业之间的竞争。张端鸿说，学生“用脚投票”，也是倒逼高校推动学科和专业改革，加强专业建设。对专业老师来说，守住专业，就是守住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们要通过自身努力，提高专业地位和专业声誉。

　　“越是当前吸引学生有困难，越是说明专业发展方向需要进一步凝练。”张端鸿说，过程确实很痛苦，但高校和老师都必须面对。如果老师在人才培养上投入更多，想出更多办法提升专业吸引力，情况也会发生改变。

　　“大类招生一直存在争议日常分享小故事。”张端鸿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念的转变还需要时间。高校认为，本科阶段的教育核心理念是为学生的未来提供更大可能性，但学生在就业的压力下，考虑得更为功利和现实。“他们不想要‘可能性’，或者说，他们认为热门专业就是更好的可能性。相比于学校那些听起来很美的人才培养理念，他们更关心的是，四年后走出校园时，以什么专业身份走入人才市场。”

　　大家追求短期利益，追求可以抓得住的结果，这也需要高校对学生加强引导。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尹兆华撰文指出，在专业分流时，要坚持综合考量，不能只看学生学习成绩，也要看他的潜能与兴趣，并尽量坚持以生为本。高校还要有意识地多给学生做工作，帮助学生认识自己，引导他们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认识和选择专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咨询指导服务。

　　大类招生趣味知识分享，无法一蹴而就。它考验高校的智慧，需要高校为这一改革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否则，就容易遭到质疑。

　　刘江看到，从开展大类招生开始，学校就一直在改进和优化大类培养的课程设置。“我们要承认，大类招生培养带来的好处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变化已经发生。刘江观察到，学生接触的人更多，了解的东西更广，有些学生还会有意识地在高年级时做一些跨学科的科研项目。

　　张端鸿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跟已经毕业的学生做过访谈。当学生回头看时也会发现，一年级接受基础和通识教育是必要的。真正走向社会后，他们会感激那段时光。

　　“可以说，短时间内，针对大类招生的争议还会继续存在。观念的改变，需要时间；人才培养生态环境的营造，也需要时间。”张端鸿强调，“但是，改革会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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