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算法推送环境下新闻生产流程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8BXW035）的研究成果。

　　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业涉及更加多元的参与主体，职业新闻媒体、用户、平台、算法等多元行动者构成了新的新闻生态，由于互联网的连通性特质，新闻业与社会的、技术的、文化的乃至历史的面向有更深入的勾连，从而具有了更高的复杂性（Eldridge & Franklin，2018）。与互联网新闻业参与主体的多样性相伴随，互联网新闻业中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得以凸显，进而引发了对新闻业的系统性变革的关注，研究重点转向“新闻业作为整体的关联性”（王斌，2020）。进一步看，新闻业的关系维度又可以分为两个视野来理解，一个是新闻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一个是新闻与整个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杨保军，2021），其核心关注都是“人与新闻关系”。因此，新闻学的知识面貌不仅应当具有针对新闻业具体元素进行研究得到的发现，还应该体现对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判断，由此才能形成对新条件之下新闻业的整体性理解和认知。

　　本文旨在从互联网新闻业的“关系之维”入手，考察发掘这一基本维度的理念、方式和途径，探讨搭建新闻学关系型知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反思新闻学既有方和认识论在构建关系型知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对新闻学既有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做出有益的拓展。所谓关系型知识是以关系的发掘和阐释为研究价值取向构建的知识系统。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中，研究者基于关系导向展开资料获取、实证分析和理论建构，并将研究结果置于新闻业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解释和理解。需要指出的是，新闻学的发展是以新闻业的实践为基础而历史性地被构建起来的专业知识过硬的句子，现有的新闻学知识在生成过程中带有这一路径依赖效应的显著痕迹。面向数字化、社交化、参与性的新传播环境，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创新路径则将是开放的，也是多元的，本文提到的关系维度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路径。

　　新闻研究首要关注的是新闻业本身，新闻学的首要任务是考察、分析与解决中国新闻业的现实问题，去解释与阐述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情境与运行特征，以此为基础再去开拓延伸性的议题和进行理论建构。

　　回顾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和新闻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具有高度的嵌入性。早期的新闻学研究重在梳理新闻业的发展历史，描述从事新闻工作的职业人的素养和能力，后来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新闻业进入规模化的现代生产运营阶段，新闻学转而主攻新闻业的运行方式，因此，在20世纪后期我们看到的经典新闻学的主体知识是从新闻实践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专业知识过硬的句子，从新闻选择、新闻价值的判断，到新闻编辑，再到新闻受众和新闻传播效果，紧密联系着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和新闻受众。在上世纪末期开始，我国新闻学研究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跨学科发展成为新的路径，新媒体传播、媒介经营管理、学、新闻伦理法规等新闻学理论知识体系中原有的一些零星议题得以快速发展并成为颇有体量的分支领域，而围绕着新闻的采编播等核心环节展开的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没有显著的跃迁；另一方面，新闻学的学术话语和知识体系向学理化、抽象化发展，生动丰富的新闻实践经过归纳概括后被提升到较为简约的概念，学术界在事实、真实、客观等提炼后的学术术语层面深入交流研讨而较少直接涉及新闻业运作的现实本身。可以说，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呈现出“脱嵌”的特征。时至今日，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历史最悠久、支撑作用最重要的新闻学正面临着核心知识稀释化、边缘化的风险。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新闻学发展的学术路径依赖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目前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杂糅而且扁平化，本学科的主体性体现不足，学术话语过于抽象，缺乏本学科特有的概念与命题等等，这些都与新闻学远离了新闻实践特别是当下深刻变革的互联网新闻业实践这潭“活水”有关。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形态和内涵的全方位变化，研究的视域也要随之而调整。新闻学原有的学术框架和学术概念已不能完全沿袭使用在当下的新闻业。传统的新闻实践是基于线性化逻辑的作业流程，有相对清晰的运行环节，新闻业的职业边界也较为明确，因此经典新闻学的知识常常体现为经验性的业务总结和提炼。而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具有多元的行动主体，新闻业态的参与性、融合性、瞬时变化和流动性等使得新闻实践的作业流程高度复杂化并且充满不确定性，行业操作不再有确凿的固定的经验可言。这些变化意味着工业时代形成的有规律可循的现代新闻业正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实践谱系，在与社会、技术、文化等多重环境进行不断交互和实现自我迭代。这样一来，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使用一些挪用的抽象概念来归纳总结新闻业务工作的学术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

　　新闻传播学需面对研究对象的巨变，这是研究进路发生变化的直接动因。近年来对于新闻学学科发展创新的讨论虽然给出了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学术依据，但是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事实，就是新闻业正在技术与社会的双重变革下引发转型。学者们对于新闻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特质已经有诸多分析，关系之维是与对以往新闻业的分析相比较为突出的新特征。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渗透下，之前彼此处于相对隔离状态的新闻业传播者、接收者以及传播渠道通过光纤网络、网际协议、数据与算法、网站网页客户端、社交平台、网络语言及表情包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的传播基础设施得以制度化地实现连接，线性的传播流形成了事实上的传播网络。国际上新闻研究领域近年来提出对当下新闻业的一些描述性定义，如液态新闻业、网络化新闻业、互惠新闻业、弥散新闻业等，都反映出更为紧密联系和更具嵌入性的新闻业态。

　　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呈现出日益显著的关系之维。互联网媒介本身具有的联通性、参与性激活了整个新闻生态在关系维度上的跃迁，经典的新闻学研究中除了媒介以外的其他几大主题也都具有了可深入考察的关系特质。其一，新闻传播者具有了建立关系的新机制。在大众传播的一对多模式下，新闻从业者主要依靠相对固化的消息源“常规”例行制作新闻，与公众和同行之间的互动是浅表的和有限的，社交媒体发展以后，新闻传播者不仅通过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扩大新闻内容与公众的接触，而且进一步便捷地发展自己的消息来源。同时，工作难度很大的调查性报道记者借助社交平台进行同行的沟通、协作，构建“职业共同体”（张志安，2011）。其二，新闻受众在互联网媒介使用中实现赋权和赋能。一方面，公众通过多样化的互联网端口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形成即时反馈，对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的新闻价值判断、走向、报道后续落点等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另一方面，公众之间通过经由交流和讨论新闻事件形成了“同气相求”“围观改变中国”，连接化网络化的公众对于社会公共空间的发育和社会抗争、社会协作有重要催化作用。其三，新闻内容在保有资讯传达维度的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也凸显了关系价值的维度。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传播内容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关系逻辑在其中的表达空间有限，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新闻传播内容的认同建构、情感共振等方面的价值得以彰显（喻国明，张珂嘉，2020）。其四，新闻传播效果模式也在各方面的新关联之下实现重构。

　　以上简要梳理了新闻业的线性模式中各环节的关系之维，事实上，跳出这一传统框架来看，互联网的开拓范围更广。其一，互联网给新闻业增加了新的关系类型。比如，在互联网技术本身的价值得以彰显以后，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考量新的关系，也即人与技术/物质的关系。其二，互联网不仅直接改写了新闻业的日常运作，而且对新闻业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都强化了关系维度。互联网的广泛渗透带来了媒介逻辑在全社会的扩散，我们身处“媒介化社会”，“将社会看作是媒介化社会，即将社会看作是关系化社会，一切的交流现象因此可以在技术的框架和技术所组建的关系中被不断重新理解和阐释。”（胡翼青，2018)

　　在一定程度上茅台专业知识讲解，以割裂的主体为特征的传统新闻学知识体系，是与以强调客观性以及强调割裂的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相符合的。事实上，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是难以相互分离的：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对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研究成果的解释及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均涉及了多组不同的关系（Latour，1987）。因而，割裂的认识论无法有效地指导我们认识普遍联系的社会现象。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催化下，新闻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割裂性、线性逻辑为主的传统新闻知识体系的不足较为明显。目前，互联网技术对新闻学研究的挑战主要体现在高速迭代性、高度融合性、跨地域性和物质性四个方面（Wagemans & Witschge，2019）。沿着这些新特点分析新闻学的学术展开进路专业知识过硬的句子，我们可以发现在研究的立场、意识、思路、认知等方面均指向新闻学的关系视野并呼唤新的研究思路。

　　首先，互联网新闻业的创新是高速迭代的，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和分发模式可以在任一时段、地点和群体中涌现，这需要强化把前后时序相联系的研究意识。以对假新闻现象的研究为例，假新闻生产者的内容发布是与时下新的新闻现象所紧密联系的，发布者独立地结合了某一时间节点上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假新闻报道内容，以自身立场及主观喜好为基础进行假新闻内容生产（Robertson & Mourão，2020）。由于自我呈现是假新闻内容的一个主要特征，对假新闻内容特征的研究离不开对假新闻内容发布者的特征分析，同时，假新闻发布者的内容分发行为又是与其所处的情境紧密相关。因此，若单纯割裂地从内容特征或发布者特点的单一角度进行研究划分，无法对假新闻现象做出整体上的有效分析和规律阐释。新闻创新的迭代性要求我们更关注创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创新的结果，从而要求以联系的视角审视互联网新闻现象。

　　第二，数字媒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参与式实践的发展，从而模糊了新闻用户与研发者、专业团队之间的界线，这需要树立不断切换对象属性的研究思路。在互联网新闻实践中，单个行动者可以在不同时期扮演包括新闻生产、新闻加工、新闻分发和新闻阅听在内的不同角色。因而，对于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学研究而言，不仅仅需要研究新闻专业性是什么，更需要研究新闻专业性在包括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专业新闻从业者与业余新闻爱好者、主动新闻实践参与者和被动新闻接受者等不同关系中是如何被理解和建构的。相较于基于既有新闻学概念展开的传统研究思路，我们更需要关注行动者是如何定义、协商、反抗相关的新闻概念，各个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成为更为重要的考察内容。

　　第三，同一新闻现象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下的解读有着一定差异，而互联网则促进了不同地区新闻业行动者间的观念扩散和互动，因而在一些新闻议题的研究上，增加了对跨文化、跨地域新闻研究的需求，这需要强化把社会情境与新闻业交互印证的研究立场。此类研究包括对北美、拉丁美洲、欧洲三个地区不同政策和经济环境下独立数字新闻机构的体制化进程研究（Ganter & Paulino，2020），对印度数字新闻业放任和管控并存的管理体制的研究（Parthasarathi & Agarwal，2020），对越南数字新闻业如何利用Facebook平台技术重构新闻生产实践的调查分析（Vu，Trieu & Nguyen，2020）等等。这类研究可以加深学界对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互联网新闻互动的理解，当然也对研究者的跨国合作及大样本数据收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传统的新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将其局限于新闻记者和其他以人为中心的现象，互联网环境下我们沿着关系思维需要拓宽对新闻业的认知。这种将“人”视为唯一行动者的研究局限使得以往研究忽视了物质化的媒介实践情境的影响。当下，包括机器人、虚拟现实技术在内的新的新闻生产形式标志着非人类行动者将长期且逐渐密切地与人类行动者一同存在且互动于互联网新闻实践中，行动主体与物质化技术、文本、工具的边界进一步模糊，“思想”和“物质”的二分法则将被网络化的普遍联系思想所逐步取代，这种“物质性”将新闻实践与信息技术实践等相融合，跨学科合作成为互联网新闻研究的新趋势（Couldry，2008）。

　　互联网新闻实践带来的高迭代性、高融合性、跨地域/文化性和物质性使得新闻学研究面对空前的流动性和混杂性，既要探究复杂条件下的信息流和影响流，还要识别和分析互联网新闻业中的关系流，这种关注旨趣的变化带来了对知识探求方式的新要求。首先是对关系类型的识别需要增加新维度。借鉴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系特指两个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联系。Steensen等人（2020）提出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内容专业知识过硬的句子、人与技术、技术与技术等维度是深入研究互联网新闻生态系统的主要面向，这为理解、认识和研究互联网新闻业的关系性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尽管这一归纳没有包括所有的关系维度，在逻辑上是不够完备的，但其指向互联网新闻业中的现实问题富集区域，更重要的是这些面向正是传统新闻学和互联网新闻研究交互辉映之处。其次是如何洞察和开掘这些关系维度，还需要在经典的研究路径上进行迭代，结合互联网数据、情境、行为主体的耦合状态，运用创造性的研究方法来获得研究发现。以现有的新闻学研究中还较为欠缺的两个关系维度为例，我们将阐述这些关系类型所内嵌的研究问题和派生出的经验资料收集及阐释方式，由此可以看到关系视野对新闻学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

　　以人与自我关系为探究目标的新闻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关注以往看似割裂的个体行为中的联系。具体来看，以“个性化”为特征的互联网新闻推送实则反映了“过去的自我”和“当下的自我”的一种潜在联系。而传统新闻学对新闻阅听人的研究则大多忽略了这一点，从而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对新闻阅听行为的认识。类似的，对新闻生产者的研究同样存在忽视当下自我和过去自我的区别的问题，这个不足主要体现在以访谈法为主的新闻生产调研中，当下接受采访的新闻生产者对自己过去的新闻生产行为的解释和归纳同样存在一定的偏差（Carlson & Lewis，2019）。为弥补以上不足，以发掘关系型知识为旨趣的新闻研究在研究主题上注重识别个体在不同情景下的差异性，从研究设计上则改良和丰富传统的研究方法，核心工作是捕捉和分析关系型数据。在人与自我这个维度，关系型数据主要指从过去个体行为到当下个体行为中的联系，是一种动态的、历时性数据，对关系型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好地阐释个性化行为的产生机制和个性化推荐新闻的内在逻辑。

　　其一，在新闻生产的研究中，以往的新闻编辑室研究常用访谈法，通过对话激发受访者回溯反思以往的经历，以获得受访对象的亲身体验和总结而得的个人经验。它遇到的最大挑战在于，互联网新闻生态处在不断高速专业知识过硬的句子、动态的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所涉及的主体和行为都有极高的复杂性，因而受访对象难以在事后对话中准确捕捉和传达其体验细节。因此，研究者创造性地设计了有声思考协议、观察讨论、双面视频民族志等方法，通过随时中断受访者体验流程进行即时访谈、在受访者新闻体验结束后马上展开访谈、与受访者一起回看讨论视频所记录的受访者体验全过程等路径来更全面地回溯、还原具有较高复杂性的数字新闻体验（Kormelink，2020）。

　　其二，在新闻用户的分析中，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不同平台和网站之间随时切换浏览新闻的复合信息环境，关系导向的新闻研究注重探究用户在不同时空节点下的新闻使用轨迹并总结相应的新闻阅听规律，进而更好地把握和比较阅听人随机化的新闻使用行为和使用历程。比如，大数据分析法能够较好地在动态信息中定位新闻阅听人的关键行为。再如，专注于对动态序列分析的马尔科夫链具有较高的研究潜力，研究者可结合对阅听人在特定状态空间（例如某个新闻网站）的用户行为（例如对某一热点话题新闻浏览）的日志追踪数据、用监督学习算法对不同状态（例如不同的新闻主题）展开分类，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状态的时间序列变化模式展开马尔科夫分析，从而预测用户从一个状态转化到另一个状态的概率展开预测，最终形成对阅听人新闻使用轨迹的预测模型（Vermeer & Trilling，2020）。

　　在互联网新闻时代，传统传媒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相互融合碰撞，而与此同时，新兴崛起的互联网公司间的数据竞争、算法竞争、平台竞争、用户竞争也日益激烈，上述不同技术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为互联网新闻学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素材。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对技术与技术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传统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技术的相互影响。一方面，从传统媒体的本位看，我们可以关注其如何主动地或被动地采纳和接收新兴技术，并且对新媒体技术的使用情况在从业者专业理念、新闻生产常规、组织的新闻权威等方面会有哪些可能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平台型媒体的角度看，我们关注在此基础上，大数据结合传统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揭示出的互联网平台对传统新闻惯习的影响（dos Santos，Lycarião & de Aquino，2019）。具体来说，研究者以Facebook为例，对平台上不同新闻机构的新闻内容分享规律展开分析，指出新闻机构内容发布的规律性、视频新闻内容的数量和逐步积累的粉丝数将影响社交媒体用户对新的新闻内容的分享，能更好适应互联网新闻平台发布规律的传统新闻机构才能更好地实现新闻内容的大规模传播。研究者指出，传统新闻机构应了解不同平台上新闻内容传播的影响因素，修改和制定新的新闻生产关系，从而对病毒性新闻内容传播机制和规律作出更为具体的把握。

　　其二，是互联网平台技术之间的差异化竞争。随着多家互联网平台的崛起，跨平台分析逐渐为学者所重视。其中，跨平台视觉分析法聚焦于对比分析同一新闻事件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图片呈现的区别，用大数据挖掘的方式下载并对图片的标记、色彩、时间发布序列等加以分析，将结果通过社会网络的模式呈现，直观且度地呈现了不同平台互联网新闻内容的呈现特征。有研究指出不同平台基于同一新闻事件依照平台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报道风格和内容倾向：Twitter上的视觉新闻风格具有较大的冲突性和争议性，Facebook则以图像记录的风格注重新闻的分享性，Reddit则更多的转载主流媒体内容，用图片呈现时间的不同发展阶段，而Instagram则更注重图片的美感，较不重视图片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图片增强用户的体验性（Pearce et al.，2020）。类似的，研究者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时滞分析对互联网新闻生态系统中不同新闻网站间的新闻内容的分发流动有了全面、动态的掌握（Günther，Franklin & Quandt，2018）。他们指出，不同新闻网站为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更多地关注于新闻事件报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却相对忽视了新闻事件报道的完整性，从而揭示了互联网新闻业中平台竞争所带来的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于技术与技术相关的互联网新闻研究较为不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不同媒体技术的研究要求新闻研究者对各种媒体类型的技术设施架构和底层运行逻辑均有较深的理解，同时，跨平台的数据挖掘对研究者的数据收集能力与整合分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关研究的展开。

　　我们对互联网环境下新闻业两个维度关系所对应的新闻研究的多样化议题及其方法进行了论述，可以看出，为了应对互联网新闻业中的关系型现象，一方面，传统新闻学研究方法在深耕新闻学理论上有较强优势，通过强化对关系型新闻现象进行研究的问题意识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方的创新；另一方面，以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代表的新方在提升互联网新闻学研究效率方面具有较强优势，有助于学者以较低的时间投入获得更为全面、动态和详尽的新闻实践数据。此外，大数据分析技术在互联网新闻学研究中的引入也对学者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完善关系型新闻知识体系的建立，笔者认为需从问题意识和学科合作等方面入手，并将关系思维投射到新闻学学术本身，在互鉴中实现自身迭代。

　　首先，应提升对新闻业关系型现象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互联网新闻学研究者应提高敏感性，强化互联网新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更多地聚焦于对不同类别关系的意义阐释。可以看到，在尝试和丰富具体研究手段的基础上，近年来开展的互联网新闻研究也在呼唤方或者说研究视野、研究立场的与时俱进。无论是传统新闻研究方法的改良还是新兴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其主旨都是希望通过模拟或加强在场的参与和体验以尽可能多地采集和分析数据，以更全面地捕捉和分析尽可能多的互联网新闻生态的变化细节（Zamith，2018）。

　　这种趋势被称为“新描述主义”（New Descriptivism）（Benson，2017）。相较于以理解为切入点展开描述分析、以解释为主旨的旧描述主义，新描述主义将描述先于理论解释和批判，因而其所收集的数据具有高差异性、高多样性和低系统性。以这种新描述主义为特征的数字新闻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大规模的数据虽然容纳了高差异性的数据样本，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力（Benson，2017）。即使是在复杂性极高的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实证研究的最终目的仍应指向普遍规律的发现和系统性理论成果的产出。因此，为解决这一不足，研究者提出了以分类研究为大数据理论分析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和分类这些具有高差异性的数据，以寻找互联网新闻生态中所暗含的社会规范和演变逻辑，从而增强互联网新闻研究成果的理论解释力和价值（Benson，2017；Witschge，Anderson，Domingo & Hermida，2019）。

　　第二，应增强对新闻业关系型现象的识别和分析能力。互联网新闻学研究者要重视跨学科合作，借鉴包括信息科学、心理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共同推进关系型新闻知识体系的建设。如在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理学能为互联网新闻研究中情绪相关的研究提供非常多有价值的建议（Lecheler，Haan & Kruikemeier，2020）。

　　同时，一些新的学科也需进一步纳入互联网新闻学者的跨学科合作中。比如，在目前的互联网新闻学研究中，新闻学学者主要面临的信息技术不熟练、大数据挖掘前期学习所需投入的沉没成本过大等系列问题。以信息科学的研究为参照，在经过多年对客观化、中立化信息数据的追求后，信息科学的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信息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中立化的信息系统设计，更在于通过挖掘信息的社会意义而进一步建构有效的社会知识（Frohmann，2004）。而在解释信息意义和内涵方面，以构建公共知识为主旨的新闻学者具有较强的理论积淀和研究动力，因而二者的跨学科合作是符合双方的研究发展需求的。

　　第三，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动态互动，通过推进开放科学等方式建立互联网时代新闻学的知识分享与修正机制。一般而言，学术理论成果的发布需要经过漫长的理论提炼、论证和期刊发表流程，因而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有较大时滞性，学术理论在实践运用中也时常遭遇误解和误读（Nosek & Bar-Anan，2012）。而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有个别学者人为地操控变量和选取样本都将影响研究结果，从而导致部分研究成果的合理性降低，对实践的应用性也较低，极大地浪费了科研和社会资源（Button et al.，2013；Camerer et al.，2018）。为解决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不足，对开放科学进程的呼吁近年来逐步升级，2021年初，来自世界33所新闻传播院校的学者在国际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联合发布了《传播学科的开放科学议程》一文，以响应近年来学术界对开放科学的呼吁（Dienlin et al.，2021）。而2020年的国际传播学会议同样以“开放传播学”为主题探讨新时期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责任以及与相关领域的互动关系。学者们呼吁通过全程动态地开放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过程及相关数据样本以强化理论研究监督、合作进行理论成果检验并提升理论的普适性（Dienlin et al.，2021）。

　　开放科学的理念对互联网新闻知识体系的搭建也很有启发。互联网的连通性和参与性使得互联网新闻业具有了新的特征，同时，互联网信息的流动性和透明性也对实践和研究自身的逻辑产生倒逼效应，新闻学的研究姿态和进路在发生变化，新闻学与新闻业的关系也在嬗变中。一方面，互联网新闻现象的研究涉及多元社会主体和学科领域，互联网新闻现象本身也在高速发展，开放互联网新闻知识的搭建过程能在各方的协力下更有效地更新和完善研究设计和理论淬炼，从而提升理论的时效性。另一方面，新闻业界也能更为及时的了解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及时反馈和修正研究的不足，并促进理论向实践成果转化，以此实现新闻学更好地指导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新闻业。

　　互联网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对新闻业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从生产机制、分发平台、接收模式等核心环节，前推至新闻价值、新闻判断的确定，后延至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公共知识的塑造、社会的生成，可以说，以即时互动和参与为基础的关系流已经调节了乃至重塑了新闻业的一整套运作，关系维度是互联网时代新闻业体现出的非常显著的症候。但是，新闻业是有多重面向的，关系维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唯一的观察尺度。而且，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和一种学术领域，它的形成和演化需要一定的过程，传统新闻学的核心概念、问题域、知识体系是研究者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我们提出关系性知识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只是第一步，要想使得这一学术理念对新闻业的关系特质有更好的发掘和呈现，也需要将其通过更为系统地阐述和论证加以完善，与经典的新闻研究进行对话和互补，以此实现新闻学在新时代的整体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建构关系型知识，旨在提供一种启发性的思路而非提出确定性的解决方案，由此延伸出的议题还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于中国新闻业的关系之维，要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厘清和实证考察，以确认其实际的分布脉络，夯实讨论的经验基础，避免纯粹形而上的讨论。关系之维是弥散的，从理论上来说新闻业存在多种关系类型和多层次的关系分布，但关系型知识的探究是有路径和要求的，需要把理论上存在的关系在实践中找到真实存在，并且能把实践逻辑和学理逻辑衔接，否则就只是一种较为随意的看法。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历程了解到其研究的关键节点所在，正是找到了诸如“弱关系”“结构洞”（格兰诺维特，2007）这样的具有理论色彩并且可以实证的中层概念，才使得社会关系这一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长期存在的思想线索得以与社会现实产生共振，进而演化出一种新的充满生机的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关系是对情境高度敏感的，不同情境下关系的存在形态和分布有差别。中国新闻业的转型是一个复合过程，既有职业理念和机制体制层面的持续变革，也叠加了新技术背景下的社会、文化、组织层面的重组，如何识别、确认中国当下互联网新闻业中的关系形态，是一件需要认真研讨和设计的研究工作。对于新闻业关系的发掘，不能满足于“理想型”意义上的归纳总结，更需要结合新闻业实践锚定其具体的呈现方式和运作机制茅台专业知识讲解，这就需要深入考察中国新闻业的运营场景。比如，在国际上新闻学界普遍开始讨论平台与新闻机构的关系时，我们还需注意中国的新闻体制的内部既有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建立新关系的连带影响。中央提出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立现代传播体系，首先就需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习，2019）。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些差异性对数字化进程的影响（李艳红，2017）。

　　其二，对于中国新闻学的关系型知识探究，应有学术自觉和自省意识，充分考量新的研究进路会受到何种因素约束，产生的知识对社会各界有何影响。知识的生产和分享都具有一定的建构意义，涉及到“产生共同体与身份认同”（刘海龙，2020）。在新技术不断迭代影响下的互联网新闻业，变革与创新的版图还没有清晰的脉络，学者对其间关系的发掘和界定体现出更强的建构性。一方面，研究者会受到行动者的直接影响，比如从事平台分发研究需要与BAT及今日头条等互联网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研究者所能掌握的材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已经提炼过的、建构过的理念和修辞；另一方面，相应地，相关的研究发现和话语表达又会影响这些关系的发展，比如学界对新闻算法的研究会对当下信息环境中的认知效果做出某种判定，这将影响规制方和公众对平台机构的看法。在新兴领域中，产学研政的耦合模式决定着知识的生产方式和影响范围。与建构性伴随的是对知识生产的反思。关系具有的相对性和情境性意味着某一类特定关系状态对于不同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和实际价值。作为研究者需要考虑的是，哪些主体或场景是最容易产生关系型知识的，哪些研究者或机构擅长去探究这种类型的知识，强调某些关系对谁是有利的，谁是这方面有力的定义争夺者，某些关系被忽略反映了新闻场域中什么样的结构特点，等等。对于新闻业关系之维的考察，始于本体论层面的分析，但更有意义的是其在新闻学的认识论和方方面的探索价值，这需要进行系统地研究，也是笔者提出“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理论范式创新”这一命题的旨归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