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思想领袖冯桂芬、郑观应在上海用一生的思考和实践写下《校邠庐》和《盛世危言》；从旧学中出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走到上海读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学问；孙中山在上海留下了足迹，也写下《建国大纲》；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1899年，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在上海开始传播；《党宣言》在上海的弄堂里出版；中国党在这座城市的民居里诞生。

　　这是一座求变的城市。这是一座渴望创造奇迹的城市。这是一座引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城市。她有上下千年的深厚，又面向大海，拥有纵横万里的广阔。中华民族的先进者在这片土地上连接起历史、现实和未来。他们虽多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这座城市因他们而荣光。

　　客厅里悬挂的这张照片，是最为后世熟知的孙中山肖像，摄于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他到上海的轮船上。

　　自1843年开埠后，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文化重镇。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辛亥，上海虽不是首义之城，却也举足轻重。

　　武昌首义不到一个月，上海起义。11月3日傍晚，老城厢就全部光复。不久，上海军队又北上光复苏州，攻克南京，势如破竹。6日成立的沪军都督府，成为辛亥重要的堡垒。这时，上海和武汉、北京形成了辛亥三足鼎立之势。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他住在这座法式洋房里。虽只住了短短6天，却是“一刻千金”。为筹建共和政府，他两次在这里召开同盟会最部会议，讨论临时政府方案；约见中外社会名流，为新政府筹措资金；为共和鼓与呼。

　　“孙中山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立即认出了他。还是像我们多次在照片上见到的那样，他的脸庞充满了智慧和力量。初次接触，乍一看来阅读感悟的英文，他是谨慎的，但目光深邃，炯炯有神…… ——莫耐斯梯埃，《孙中山采访记》·《中法新汇报》

　　这年的春节，上海人张贴年画，不再是大头娃娃或者“年年有鱼”。在桃花坞木版年画上，满城张灯结彩，舞龙戏狮，欢庆的诞生。

　　在这里，他发起“二次”《经典美文》，讨伐袁世凯；张勋复辟，他召集各界共商大计，再造共和，“运动”由此发端；也是在上海，孙中山改组了中国，为中国寻找新的方向……

　　在国运跌宕的岁月里，这个中国的先行者，为民族解放漂泊颠沛了半生。1918年，孙中山在上海有了一处属于他的居所。

　　那一年的6月，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四位旅美华侨感慨孙先生租住的房子“太不像样了”，出资买下这栋洋楼赠与中山先生。他在这里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

　　就是在这个寓所里，李大钊与孙中山商谈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两人多次长谈。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见解，对世界潮流、国家建设的思考，都引起年长二十余岁的孙中山的重视。宋庆龄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摘抄一篇好文章。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李大钊《狱中自述》

　　还是在这间书房，孙中山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建国方略》。《方略》系统阐释了中山先生建国宏愿和构想，是他思想和建国思想的集大成。

　　胡晓明：非常有远见，他所提到的那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正在做。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思想的巨著。这个书其实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心理建设》，因为要做这么大的事情，首先要在思想、理念、人的心理上要有一个充分的准备，第二就是《实业计划》，第三就是《社会建设》。

　　迨夫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夫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

　　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观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建设之资材也。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焉。——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

　　一个世纪过去了，书房依然保持着原本的模样。书桌上铺展开的笔墨纸砚和各式绘图工具，仿佛主人还在一笔一划描绘着中国的蓝图，只是刚刚离开了一下。

　　1919年2月至1920年11月，《建国方略——物质建设》以《中国的国际发展，帮助战后工业再调整所设计的计划》为题，陆续在《远东评论》上连载。洋洋10余万言，孙中山为未来的中国描绘了一个蓝图：用铁路和公路把中国沿海、内地、边疆连接起来；启动全国的治水和水土保持工程，开辟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口……

　　胡晓明：东方大港就在上海，浦东开发也是他提出来的。中山先生是把它作为实业计划，在黄浦这边的对岸，外资啊，引进外资啊，那就提出来了，要大量地引进外资。他那个实业计划里面就非常明确地说，中国要首要的任务是要经济发展，首要的任务是要做经济。

　　孙中山指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远近，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

　　“他用双线表示沿着海岸线从上海到广州的铁路干线，又从那里穿过崇山峻岭通往拉萨，再向西伸到西部边界进入新疆，再穿出去到达蒙古。他的另一条干线是从上海到四川再到拉萨。”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端纳

　　胡晓明：中国应该有十六万公里的铁路，一百六十万公里的公路，一直要修到，这些都是当时提出来的阅读感悟的英文，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在20世纪的那个年代里，中山先生的建国构想竟饱受争议。但孙中山临终都没有放弃。因为他把“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视作人类的天职，“替众人服务”则是他的人生观。

　　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1915年9月，《新青年》诞生在上海的弄堂里，初名《青年杂志》。陈独秀写了发刊词《敬告青年》。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并重。——陈独秀《敬告青年》

　　1918年1月阅读感悟的英文，《新青年》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这是文学的先声；5月，它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9年1月，陈独秀将创刊时提出的科学与正式表述为科学与，即“德先生”与“赛先生”。他在《新青年》上撰文，“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与李大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回到上海，陈独秀就居住在这里，这里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在这座石库门里，留下了他建党初期的一段时光。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一劳动节”集会，创立了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组织翻译出版了《党宣言》；

　　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党”，陈独秀为。

　　徐建刚：上海渔阳里这种房子，不仅是陈独秀一个居住场所，是中国党最早活动的场所，或者说最早固定活动的一个点。中国党这个名字是在老渔阳里2号这个房间定的。从这里发出了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一大以后选出了中央的领导机关，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也是在这里。

　　渔阳里还有一个出口在淮海路上。从这个弄堂口进来转个弯，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地方。时间是1920年8月。后来这里挂上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是党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经典美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曾在此学习。学校很有特色，除学习理论外，还开设了英、俄、法、日四门外语课程。

　　《新青年》编辑部与“外国语学社”相隔不远。陈独秀不出弄堂就可去学校讲课。渔阳里的弄堂曾被叫作“主义小道”。这里不仅留下了在此学习的、任弼时等人的足迹，也留下了许多党早期活动家的身影，他们是老师，如翻译《党宣言》的陈望道、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的李汉俊，还有俞秀松，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沈雁冰，就是后来写了《子夜》的茅盾；杨明斋，他是这个“外国语学社”的社长、《党》月刊的创办者。

　　徐建刚：中国党是在上海孕育和诞生，上海是向世界开放的城市，先进的各种理论首先在上海传播，最早的工人阶级也是在上海登上历史舞台啊，早期的中央的领导的机关，人民出版社也在上海，中国的组织部军委等等都在上海。所以一大批早期，几乎都曾经在上海留下过活动的足迹阅读短文《免费》。

　　1920年“五一劳动节”。调查显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人数51万之多，是上海社会最大的群体。

　　一百年前这里是虹口码头。百年前，码头上曾走过留美幼童、庚款学子，走过王韬、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一代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1919年3月至1920年5月，四次到黄浦江边送别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其中有萧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一生57次到上海，第一次就是来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他是组织者之一。

　　著名的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青春中国”理想的践行。但自己则希望通过立足“实地的调查”“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给朋友罗学瓒的信中，他写道——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周世钊回忆《新民学会资料》

　　1920年5、6月间，在渔阳里拜访了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这是他第三次到上海，这也是令他记忆深刻的一次会面。多年以后，在延安窑洞里向到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回忆道——

　　“陈独秀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埃德加·《红星照耀中国》

　　1921年7月再一次来到上海。他与何叔衡同行，是作为湖南代表来到上海的。7月23日，在这座被叫作石库门的上海典型民居里，召开了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誉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22年7月，也是在石库门里，中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摘抄一篇好文章。陈独秀、王尽美等12位同志，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这一次代表湖南的是蔡和森。他是1921年下半年，与向警予一起回国的，由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党。他和向警予同在平民女校做老师。平民女校是党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蔡和森写出专著《社会进化史》，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的基本问题。

　　1924年2月，从广州第五次来到上海，住进甲秀里318号。上海，让这个为了漂泊已久的年轻人，有了一个温暖的的家。杨开慧带着1岁半的毛岸英和7个月大的毛岸青来到上海，在这里，他们一家人住在楼下，的好友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则住在楼上。

　　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33年中央转移至江西瑞金， 12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机关除了几次较短时间迁离之外，都常设上海。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文化运动和各阶层爱国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1949年

　　徐建刚：从中国党成立以后，上海很长时间它是一个中国的指挥中心，中国道路的形成和上海是密切相关的。

　　当看到帝国主义工厂主在上海肆意奴役工人；军阀政府对“英国派兵唐山”、“收回威海卫”置若罔闻，他写道：“可怜的五四运动竟成历史的古事，可怜的中国竟如此之消沉。”“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哪里去了？”

　　中国人传唱至今的《国际歌》，九十五年中有过不同的版本，但瞿秋白的译本是第一次真正能传唱的，著名的“英特纳雄耐尔”就是他的杰作。他解释：音译这个在西欧各国语言中读音相同的词语，是传达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同声相应”、情感交融的意念。

　　与黄埔军校“一文一武”遥相呼应的上海大学，是洽谈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支持创办的。经李大钊推荐，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与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一起，“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

　　陈铁健：他在上海大学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

　　90多年前，瞿秋白将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整体，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体在中国传播。

　　高瑞泉：他很清楚地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不仅有唯物史观，而且有辩证唯物主义，用他的语汇说，是叫互辩的唯物论。这是作为宇宙论和方的；还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他的视野比以往的人要宽广。

　　中国受文化上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滚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运动的经验。——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

　　他参与了中国党历史上的重要刊物《向导》、《前锋》的编辑，发表论文和译作100多篇。因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高瑞泉：他明确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相当贫乏。用他的说法就是“贫乏”两个字。他甚至自谦吧，说没有牛的时候就狗耕地。他说自己做的工作是“狗耕地”的工作。

　　他告诉青年：“处在大流变的怒潮中，青年们的责任，不但是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尤其是在改造社会。”

　　《国际歌》发表的这一年，《中国青年》创刊。这是中国党唯一一份延续至今的早期刊物。它诞生在这绿意掩映的一排石库门中，恽代英是第一任主编。之后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陆定一等都曾担任过主编或编辑。

　　恽代英在发刊词中写道：“太黑暗了，教育太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

　　当时恽代英在上海大学任教。他白天在学校教授国际问题和国内，晚上编辑《中国青年》，几乎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狭窄的房子，有一两个书架子的参考书，在那里开会，看书、写文章、编辑，有时还校对，夜里就在那里睡觉。为了避开敌人和特务的破坏，常常要搬家。印刷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进行的。——陆定一《在“中国青年”创刊三十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恽代英认为，帮助青年人莫过于帮他们确立进步文明的思想。他为《中国青年》写了220多篇文章，涉及青年的思想、生活、学习、爱情等方方面面。杂志在五年里，发行量从最初的数千份到了5万份。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他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恽代英狱中诗《我》

　　受恽代英影响而走上道路的，无以计数。著名的有博古、赵一曼、阳翰笙、孙冶方等。还有顾正红，一个20岁的年轻人。

　　1925年2月，上海22个日本纱厂的4万多工人举行大，反对日本资本家童工，无理开除工人。

　　张济顺：日本人的纱厂，其实《马关条约》以后，就是日本的企业就大举进攻中国。那么到，应该说到二十年代，它是一个，等于是它的大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那么它又借助了日本这种军事的一个入侵，所呀它那个企业，不得了，特别是在纺织，这个领域里。整个日本的，当时日本纱厂在上海，它整个是一个系统，不是说个别的零星的，星星点点的几家。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他站在工人队伍的最前头，日本资本家掏出，向他连开四枪。鲜血洒入大地，唤醒了一座城市。

　　顾正红就义13天后，1925年5月30日，一万多名工人和市民，在这条上海乃至中国最繁华的街道上，英国巡捕悍然开枪，打死13人，重伤20多人，逮捕49人，这就是“五卅惨案”。五卅的当夜，中央决定，号召上海人民举行、、罢市，大。

　　装甲车开上街道，士兵们荷枪实弹，机严阵以待，公共租界的巡捕倾巢而出，租界全部戒严。但就在这天夜里摘抄一篇好文章，在蔡和森、李立三、等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成立。第二天，面对列强的枪口，中员与工人领袖们毫不畏惧，上海全市总、总、总罢市，并席卷全国。

　　青岛四方机厂、香港省港大、上海码头工人、汉口反英大，烈士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

　　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南市、闸北等7个区同时开始，5000名工人纠察队员投入战斗；全市80万工人总。奋战持续30个小时。

　　22日下午5时，周恩来下令发动总攻。6时，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被攻克。当天，上海民众的“民选市政府”——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

　　1927年3月26日，起义胜利的第4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上海。4月4号，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这个苏联摄制组原本为记录北伐军占领上海而来，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场血雨腥风的，即将闯进镜头。

　　从1927年大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0年中，有许多的党领袖在这里惨遭杀害。他们中有长江局、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中央局候补、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局委员、中央农委彭湃、江苏省委代理赵世炎，这里还关押过一大批人们熟悉的者，如王稼祥、方毅摘抄一篇好文章、张爱萍、汪道涵等。残酷的年代里，更多的党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1927年6月，陈延年被押到这里。他是陈独秀的长子，留学法国时，曾与周恩来一起创办旅欧中国少年党。

　　他是在四一二反最残酷的时候来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他在腥风血雨中寻找失散同志，恢复、重建党的组织。6月26日，陈延年被捕；7月4日在龙华被秘密杀害。

　　行刑前，敌人喝令他跪下，他不从。敌人强把他按下，但刚一松手，他又一跃而起。敌人恼羞成怒，再一次将他强按在地。陈延年牺牲在乱刀下，年仅29岁。

　　一年后，1928年6月，陈独秀次子陈乔年在他哥哥牺牲的地方同样遇害，年26岁。他是党的中央委员。

　　在这里遇难的还有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冯铿、李求实、殷夫。生命定格在最美的年华，最年长的柔石29岁，最年轻的殷夫，只有21岁。

　　这是年长殷夫15岁的大哥徐培根。父亲早逝，殷夫由大哥抚养长大。大哥曾任蒋介石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国民政府航空署长等要职。

　　1924年殷夫到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民立中学、浦东中学《经典美文》。目睹列强跋扈，军阀，民众疾苦，他违背了大哥“专心念书，别管闲事”的告诫。他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四一二中阅读感悟的英文，他被捕，大哥把他保释出来。大哥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往上流社会的道路，但他依然过着者的流浪生活。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想做个普罗米修士偷给人间以光明。

　　在殷夫和同伴们心目中，真正的摩登青年，显然不是都市中的享乐者，而是为理想奋斗的者。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殷夫是发起者之一。这一时期，他翻译了裴多菲的著名诗作《爱情，自由》，并以笔名白莽阅读短文《免费》，投稿鲁迅主编的《奔流》。

　　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肤色是黑黑的。——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殷夫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写出了自由的内涵。殷夫牺牲后，鲁迅保存了他诗集的手稿。鲁迅誉之“是东方的微光”，“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他们含笑的躺在路上，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他们的血画成地图， 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殷夫《让死的死去吧》

　　在这座监狱里和左联五烈士一起遇害的还有19位党重要干部，他们被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时间是1931年2月。其中林育南、何孟雄都曾与恽代英共同战斗过，李求实则是跟随他十多年的学生和战友。同在这座监狱的恽代英写诗明志，悼念战友——

　　恽代英是1930年5月被押进来的。当时他是沪东区委，住于贫民窟，终日奔波于杨树浦一带的纱厂、铁工厂、毛纺厂、发电厂。

　　恽希仲：我父亲因为深度近视眼，远的看不清楚，近的才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就往一个胡同里面跑，想躲藏起来，这个时候租界的看到了，觉得可疑。

　　恽希仲 恽代英之子：我父亲在上海活动影响就比较大，认得他的人也比较多。要逮捕的时候，他同就打起来了，有意识地自己把自己脸抓破了，后来敌人就没认清楚，他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被押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但身份并没有暴露。他坚持说自己是武昌来上海的失业工人，拿了陌生人的钱帮别人送传单，结果还是被判刑5年。

　　狱中，恽代英的肺病复发，身体更加虚弱。以后，恽代英又辗转漕河泾监狱、苏州监狱，最后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恽代英被捕后，周恩来将营救恽代英的任务交给顾顺章。不料，顾顺章叛变， 恽代英身份暴露。他当即被戴上重镣。接着，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

　　第二天，恽代英告别狱友，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这是1931年4月29日的中午。他年仅36岁。

　　“我们不能像蚯蚓那样，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我们还得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要改变这个社会，还得加入这个社会……我走了，这只是暂时分手，你们不久可能先后离开，相信在的征程上，我们还会见面的《经典美文》！”——恽代英

　　沈忆琴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4年的时候，是非常得意忘形的，非常得意的。它的特务统治，它觉得它是把党一网打尽了。我们这个1934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苦难实在是蛮苦难的，中国党来讲是大灾大难的一年。江苏省委报告里头就提到，1932年12月底吧，我们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所属的中员，1933年底，3000多个人一下子就到500多个人，到1934年的9月底，只有400多人。

　　1933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很多人叛变了。特务将叛变者放回去，成为隐藏在内部的“癌细胞”。

　　沈忆琴：我们1933年、1934年的那个地下党的破坏情况跟1927年、1928年不一样。被捕的大多数牺牲了。到1933年、1934年的时候，叛徒多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要利用叛徒抓你的首脑机关。所以1934年开始那个破坏线月，一个化名保尔的人由中央派遣到上海重组江苏省委。新江苏省委实行“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组织方案。他自己没有固定的驻地。他在哪儿，省委就在哪儿。后来他化名老刘到河南担任省委，最后牺牲了。1935年惨死在南京的监狱里。

　　半个多世纪后人们知道了他真实的姓名，许包野。人们也知道了他的事业——为劳苦大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工做”。人们还知道了他19岁就赴法勤工俭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哲学博士。

　　张新科：哥廷根大学，当时已经有25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学哲学的，也是哲学的顶尖的高校。这种多学科的融合对许包野，他的见识，他的胸怀，他对世界的理解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瞿秋白在上海工作期间摘抄一篇好文章，有一个叫谢旦如的人掩护过他，长达一年。临别，瞿秋白将自己的手稿托付与他。

　　瞿秋白牺牲后，谢旦如，把他保存的手稿送交鲁迅先生。谢旦如和鲁迅也是朋友，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刊物《前哨》就是他资助出版的，更可贵的是，很多党人的手稿，在那个年代里都被他精心保存着。

　　吴基民：都放在一个小皮箱里面，他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那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以后，紫霞路原本非常僻静非常舒适的家，给日本鬼子炸弹全部炸成平地。那么谢旦如在逃难的时候，他始终不离身的就是放着他这些战友书稿的小箱子。

　　谢旦如出身钱庄世家，他不是党员，但这个读书人崇敬他的朋友，他以义薄云天的胆识，危难中保存了他们生前托付的手稿。

　　吴基民：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感到不行了，他感到可能自己要颠沛流离，可能这些手稿也要失散，于是他决定就自费地帮他们出版。他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就是瞿秋白手稿出版的杂文集《乱弹及其他》，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出版的，第二本就是《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本书的一个合集，当时起的名字叫《方志敏自传》。都是他自己开的书店帮他印刷出版的，他这些书稿还是带在自己手边，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他把这些手稿完完整整地交给了党。

　　鲁迅说过——人是可以被杀掉的，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为纪念这位党人，保存他的贡献，鲁迅决定出版亡友的译稿。但鲁迅已病重，生命只剩下最后的三个月。他为书购买了最好的纸张，亲自编辑、校对、做封面设计；临终前十天，先生已很虚弱了，仍坚持着拟定了新书的广告。30万字的《海上述林》是鲁迅先生一生编辑的最后一部书。

　　“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瞿秋白《“儿时”》

　　编完亡友的遗作，先生与世长辞。194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周恩来在纪念大会上这样说——

　　“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周恩来 1946年

　　之前三个月，人士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在上海天蟾舞台举行了两位先生的悼念会。周恩来写悼词：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时间再上溯，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全市5万群众到火车站欢送。不料，团刚抵达南京下关，就遭遇暴徒围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思南路边上的这栋小楼，就是著名的周公馆，中国党驻沪办事处旧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代表团成员在这里阐述中国党的主张，会见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饥饿引发了城市抢米风潮；5月19日，上海7000名学生；紧接着爆发了全国性的学生与社会各界“反饥饿、反内战、反”运动。

　　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王孝和，中员，工人运动领袖。1943年，由党组织安排，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工作，抗战胜利后，当选厂工会领袖，频频发动工人运动，为工人谋求权益。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王孝和被捕，受尽酷刑， 9月30日被害于提篮桥监狱刑场。

　　王佩民：一大摞的监狱出来的信，一看到就觉得父亲就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个感觉，很亲切很亲切，他对家里是那么关心，他什么事情都考虑到，他也爱孩子，也孝敬父母，应该说47封也不止的。

　　王佩民：我就是在这个照片上认识他的，本来我只看到他的照片，没看到过他的人。他一路上叫口号，一点没有像是马上就要执行的人。那么勇敢，喊着口号。

　　万川终究入海，星火注定燎原。一座城市启导了一代代人，一代代人的觉醒，点亮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献出了她无数的优秀儿女，造就了另一个大上海——它是红色理想的源头，亦是自由之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