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故事，承载着我党我军的基因血脉，蕴含着伟大的精神。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从刚刚出版的《星火燎原》精选本中选发部分文章，以使广大读者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性质和宗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在中国党和合作下取得了很大胜利。然而，1927年派背叛，大肆党人和群众，轰轰烈烈的大归于失败，这使中国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领导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沈从文散文《时间》、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读书札记300字，打响了武装反抗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党独立领导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新。光辉的8月1日后来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本文记述了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斗争形势和战斗细节。

　　国民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营长以上的军官，上午接到师长叶挺的紧急通知：下午某时在南昌某地开会。我们讨伐叛徒夏斗寅的战斗胜利后，乘胜追到南昌。那时的任务是集结待命，出发讨蒋。全师官兵正整装待发，到处响着“打到南京去！”“蒋介石！”的口号声。不料近日传来的消息却是：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秘密会议，阴谋叛变，投降蒋介石。这一来，全师上下更加震怒，谁都急切地等待着党的新的号令。因此，这天接到通知的军官，都不期而然地猜想到一定是党中央来了行动的指示了。

　　下午二时左右，南昌城里的天气闷热得难熬。有四十多位青年军官——有团长、团指导员、团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若干人，一个个穿着被汗湿透了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急急忙忙地到达会议地点。他们脸上都很严肃，但谁也掩饰不住兴奋的神色。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

　　叶挺师长首先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决定。党对当前的形势的分析是：宁汉合作，已成定局；汪蒋联盟的反大阴谋已经表面化了；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党中央一部分同志已赶到南昌，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了决定，即实行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分子的联合阴谋。党在这个紧要的时机，还没有来得及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没有来得及制定今后的行动纲领，甚至起义以后下一步的行动如何也没有明确确定。但党却坚定地指出：必须以武装起义来回击反的进攻。这样一个断然的决策，正是每个到会军官长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所盼望不到的，现在盼到了，大家当然坚决拥护。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作战斗计划的报告。他指着一幅标好红蓝色符号的说：“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一个团、第九军两个团，加上留守机关共一万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三万余人！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二十四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如果让敌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他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为争取时间，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叶挺师长又对有关战术问题作了指示。

　　当时，我是第七十二团三营营长，奉命执行一个独立的战斗任务。我听了党的决定后，感到这次行动，比之北伐誓师，比之为保卫武汉第一次反击反军队的那次战斗，意义还更重大，回来后立即满怀信心地组织战斗。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员，排长中员多于党员。这些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党走，但与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天，就是七月三十一日的早晨，我利用关系，化装到东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会朋友。这里即是今晚进攻的目标。我仔细调查了敌情、地形、道路之后，发现敌人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共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来估计的兵力要大得多。我们一个营，要歼灭两倍于己的敌人，吃得消吗？我仔细思考了一番，认为我处主动读书札记300字，敌处被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可全歼敌人。于是下定决心，在归途中拟好了歼敌计划。

　　团部批准了战斗计划之后，党的小组讨论了执行计划的办法（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团有支部，营有小组。我们营里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四五人），对于如何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

　　下午，全营官兵都接到通知：准备黄昏之前出发。晚饭提前吃了。战士们照例要擦洗武器，轻减行囊，归还借物沈从文散文《时间》。班、排长都准备好自己应该准备的东西。他们知道夜行军不能没有照明器材，有的买电筒，有的买电池。这些都是经过暗示与关照，为夜间作战做准备的。

　　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他们兴奋，感到鼓舞。虽然略感时间有些仓促，但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

　　队伍摆出一副行军的架子，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往东进发，行李担子紧跟在后面。街上行人稀少了，电灯已经亮了。兄弟部队也在调动，有的像在集合，有的像是行军。但军官们都心中有数，互相心照不宣。

　　营部的副官带着传令兵以联络官的名义，走进当面一座大营房。这里是驻军的团部，也是预定今晚攻击的敌军。他会见了那里的团长，声称自己的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休息读书札记300字，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空地露营文章短篇，并问可否借用一点房子办公。那个团长拒绝了借房子，但对于靠近他们的营房露营一事未加反对。副官随即请求发给联络口令。敌军团长即指示参谋办理。

　　敌军参谋抄给了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有了这个口令，我们就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营房了。那参谋还告诉我们的副官说：“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这位参谋虽然糊涂得可笑，但可看出敌人的高级指挥部已在注意我们的行动了。它提示我们：一切动作更要机警。

　　这边下达了露营命令。盛夏的夜里，吹来一阵阵的凉风。晴朗的天空文章短篇，满布数不清的星斗。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在这里露营，谁也不去过问为什么今天行军就到这里为止。

　　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诸如选择哨所位置呀，寻找饮水的处所呀，以及大小便的地方呀，等等。这些都不会引起怀疑的。他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详细地查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看了看。各连选定的露营位置，都是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的冲锋出发地。

　　两支敌对的部队，一在营房里，一在营房外，相隔数十米，最远的也不过一百米，现在都在睡觉，一会儿就要互相肉搏了！

　　但敌人并不完全麻痹，他们派出一队一队的巡逻武装，枪上上着亮晶晶的刺刀，不断地在营房外面巡查。他们甚至走到露营部队的近处看来看去，好像有所警惕似的。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排排架着的枪，士兵们躺在枪架下沈从文散文《时间》，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在较远的地方横七竖八地放着行李担子，这一切文章短篇，好像在告诉他们：这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夜深了，营房里面又黑又静，而外面呢，有月亮，有星斗，有路灯，放出混合的光芒，显出两种不同的景象。露营部队，开始活动了。首先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最后班长照样和战士谈一阵。接着，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这些，全部做得很迅速，很巧妙，然后依旧躺下假睡。

　　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到了午夜两点。这就是有历史意义的八月一日！战士们自动地把枪拿在手里，刺刀装在枪尖上，袋捆在身上，等待命令。

　　“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三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这里一声喊：“冲！”部队随即像流水一样冲进营房去。开始只听得万马奔腾般的一阵脚步声，接着是严厉的喝令：“不许动！”再往后是一阵钢铁的撞击声。在几阵激烈的手榴弹爆炸声之后，就听得人们到处在喊叫：“不要打了！”渐渐有人在说话了，手电筒的亮光在营房里照来照去。该是打扫战场的时候了。

　　我们一面搜索残敌，加强警戒，一面倾听着城里的动静。从午夜两点钟起，整个南昌好像沸腾了，枪声砰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我站在高处，按照前日会议上的部署，朝着小营盘、小花园、牛行车站等敌军驻地的方向，根据枪声的缓急疏密，推测着各路起义部队的进展情况。我听着激烈的枪声，心中起伏。让我们用枪炮把这沉重的黑夜赶走！

　　当东方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枪声逐渐平息，只有西南方向还传来残敌断续的枪声，然而已经是那么无力。

　　这时，叶挺师长派人找我。我急忙赶到指挥所，一眼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身材的人。他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对晶亮的眼睛，立刻使我想起北伐出师时，召集我们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军官讲话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对，我眼前不正是周恩来同志吗？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领导我们起义的。

　　他安详地向我微笑着，和叶挺师长一同询问战斗情况。他虽然一脸兴奋神色，但也可以看出读书札记300字，他大概已经几夜没有睡觉了。

　　从指挥所出来，太阳已经升起了，街道上铺上了一层金的光辉。起义的战士们和缴了枪的俘虏，一队队匆忙地来来往往。工作人员正四处张贴军事委员会的布告。远远就看见我们营的战士们把一面大红旗升起在操场的旗杆上。

　　袁也烈 出生于1899年，湖南武冈（今洞口）人。文中身份为国民军第11军24师72团3营营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副参谋长，国务院水产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6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