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31日，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在湖南益阳启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旨在立足新发展阶段，创新文学发展理念，整合文学创作生产传播转化各环节的中坚力量，形成联动机制，为文学精品的产生赋能，有力彰显新时代文学的价值。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在致辞中说：“当我们回顾新时期文学的成就的时候，恐怕不能否认，老一辈编辑家们精益求精的精神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老编辑”，周明对这一攀登计划非常关注并倍感欣慰。“在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很多大师名家都做过编辑，如鲁迅、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他们在报刊编辑的阵地上，宣传新文化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传播新思想和新主张，成为独领的人物。新时代的文学要发展，要繁荣，要从平原到高原，从高原到高峰，实现攀登计划，也需要一大批思想敏锐、独立思考、有担当情怀和学识广博的编辑成为独领的人物。因为编辑既是助力者、见证者，也是审美者和好向导。必须有一批甘为绿叶、甘当‘助推器’的编辑，时代精品才能持续绽放，时代价值的建立、高峰文学的培育也将成为一种时态。”周明这样说。

　　周明，1934年生，陕西周至人，16岁考入西北艺术学院 (1953年并入兰州大学)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作协工作，在著名作家韦君宜、黄秋耘麾下担任青年文学期刊《文艺学习》的编辑。1957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 (下称《人民文学》)。此后，周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协创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任职，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作协。可以说，周明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文学工作者。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他说：“我一生只有一张工作证，就是中国作协的工作证，并为此感到无比荣光。”

　　周明的履历就是如此简洁明快。他在中国作协工作半个多世纪，亲历了50多年中国文学的风雨，亲见了50多年一批又一批重要作家的成长。他自己的人生，也在中国作协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他始终扎根于文学沃土，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这棵树越是经风沐雨，越是苍翠繁茂；越是岁月悠长，越是果实花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神州大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中国文坛随之掀起了一阵报告文学热潮，被称为“唤醒国人的一串春雷”。时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周明就是这阵热潮的发起人和重要推手，他策划、组织、编创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成为报告文学的标杆。如六卷本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徐迟的《哥德猜想》、黄宗英的《小木屋》、柯岩的《船长》、冰心的《颂“一团火”》等。其中，《哥德猜想》更是轰动一时，对思想解放的大潮、时代精神的培育和时代价值的构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感染和激励了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奋斗。

　　周明是《哥德猜想》的编辑。从选题策划、挑选作者，到联系采访事宜、陪同采访、讨论修改、定稿编发，他亲历了这一作品从孕育到诞生的全过程。

　　1977年7月小学科普文章怎么写，“四个现代化建设”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全国科学大会也将在次年春天召开。“四个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环节是科学研究，就必须有科学家、知识分子走到前台来。身为“国刊”的《人民文学》理所应当在这个时候有所作为、有所表达。“要是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同时也可借此助推思想解放的大潮，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人民文学》分管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周明，和同事们萌生了最为朴素的想法，决定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写一位科学家。

　　周明深知，这两个问题是对编辑眼光的考验。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样重要，两者选对了，这篇作品就有了成功的把握。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有代表提出要见中国的大数学家陈景润。这个外国代表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哥德猜想”的学术论文，对陈景润十分敬佩。“哥德猜想”乃世界数学难题，被称作“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但当时陈景润在中国名不见经传。中国有关方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他。这位已经惊动了国际数学界的年轻科学家，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很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人们对他颇多看法，认为他是个“科学怪人”。

　　这个问题，周明在打长途电话邀请徐迟来北京采写陈景润时，徐迟也问过。当时，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但并非没有其他人。周明和徐迟是朋友，虽有十几年未见面了，但联系未曾中断。周明直率地说，你是诗人，但你做过新闻记者，也写过报告文学，又才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你比较熟悉知识分子。你用诗一样的语言写报告文学，语言更美，更有感召力。你最合适。

　　徐迟一听陈景润是“科学怪人”，犹豫了。周明也不催他，让他在北京先会会朋友，放松情绪，自己则开始了采访准备。他打电话和科学院联系，接电话的人听说要写陈景润，很惊讶，委婉地劝说，希望写科学院那些“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周明担心人们的态度会影响采访，便又和一位领导找到科学院院长方毅，说明为什么要采访陈景润，方毅很开明，立即表示支持。

　　周明安排徐迟住进了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一家招待所，又带着年轻编辑王南宁陪同徐迟采访。四十多年过去，整个采访的过程，周明仍记忆犹新，尤其是陈景润那间仅仅六平方米的宿舍带给他的震撼，他更是终生难忘。

　　小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一把椅子。桌子底下有个碗。墙角有两个麻布袋。他们震惊之余，当场采访陈景润。你这么窄小的地方，怎么起草、演算哥德猜想？陈景润淡淡地说：把床上的褥子掀起来，搬张小板凳坐在床边，趴在床板上推算、研究。那两个麻袋，一个麻袋是衣服，另外一个麻袋装的是演算手稿和废纸。装衣服的麻袋装的是穿过的衣服。现穿的衣服穿几天后，再把那穿过的衣服拿出来换穿，就是倒着换，换着穿，基本上不洗衣服。装草稿的麻袋，有稿纸从麻袋口边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办公桌上泾渭分明，伏案常用的两个胳膊肘宽的范围，干净得发亮，其余的桌面则铺满灰尘。至于那个碗，是陈景润去食堂打饭用的，他嫌排队耽误时间，去食堂，经常是最后一人。他把饭打回来吃，吃完了碗就放桌子底下。本来，周明陪着徐迟一直跟踪采访，不断地被感动、被震撼，此刻，更是感慨万千！这就是“科学怪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哥德猜想，这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就是我们中国的数学家陈景润，猫在这样狭小的房间里“制造”出来的！这个“怪人”的“怪”，是对科学的始终如一的纯真和痴迷，是攻克数学难关所需要的一种特别的“劲头”，是当被挖掘的一种科学精神！周明心潮汹涌，当初朴素的“写一位科学家”想法瞬间升华了，陈景润，如此独特、极具个性特色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他身上，有一种引领时代精神的榜样力量！他激动地对徐迟和王南宁说，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开掘出来。

　　回到招待所，周明立即和徐迟就如何梳理素材、怎么布局谋篇、怎样塑造人物、提炼什么精神等一一展开讨论。两个人越聊越兴奋，不知不觉就过了午夜。徐迟的创作彻底迸发了，哗哗哗地写起来。一个星期，他就完成了《哥德猜想》初稿。自然，周明成了第一读者，读完即和徐迟坦率地分享自己的读后感。两个人又讨论、斟酌、修改。徐迟每改一次，周明都要读一遍，谈感想。那些天，他们随时交流，随时修改，反反复复直到定稿。定稿后，周明一刻也不耽误地送给主编张光年审阅。整个过程，他们都处在一种紧张、兴奋的状态中。

　　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家，除了要具有高尚的职业情怀和高水平的文字编辑能力，还应具有卓越的感知时代潮流的能力，具有提升作家感知这潮流的能力，以及引领读者感知这潮流方向的能力。周明抱持并一直践行这样的理念，在《哥德猜想》的诞生过程中，他极为出色地体现了作为时代经典作品编辑的能力和价值。

　　《哥德猜想》一经问世，果然像春雷炸响，震动了神州大地。陈景润，成为引领时代精神的榜样，全国掀起了学科学的热潮，对思想解放、对时代价值的构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那段时间，周明碰见的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知青，都反映说，在大街上、在村镇、在田野里、在电线杆上面，都有大喇叭不断地广播着一篇叫《哥德猜想》的文章，让他们很受影响，觉得自己作为中国青年，要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拿什么做贡献？就拿知识，拿科学，所以要学知识、学科学。当知识分子、当科学家，成为年轻人新的理想。就是现在，谈起《哥德猜想》，有知名作家还会说，他就是在电线杆底下听的《哥德猜想》广播，当时他才十几岁，脑子里就烙下一个词：科学。

　　徐迟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面旗帜。1996年年底，徐迟去世，周明悲痛之余沉思，徐迟走了，徐迟这面旗帜不能倒。他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郑重提议设立“徐迟报告文学奖”。周明的提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创立报告文学的最高荣誉奖项——徐迟报告文学奖。2001年5月18日，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颁奖大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当届组委会和评委会授予徐迟“中国报告文学特别贡献奖”。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授予周明“中国报告文学终身贡献奖”。2019年，著名文学评论家、时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发表了《新中国七十年报告文学创作——中国文学新隆起的山峦》一文，在总结七十年推动报告文学发展的作家、编辑家成就时，徐迟和周明的名字分别排在第一位。李炳银形容周明等编辑家们“用最丰沛的心血浇灌报告文学生长”。

　　文学编辑历来被认为是一项富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崇高职业，事实上也是如此，优秀作品诞生后，读者往往只关注作者，很少注意到编辑。但在周明看来，编辑就是要为他人作铺路石、作嫁衣裳、作绿叶，这是编辑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周明自己就是“铺路石”，一直充当着“绿叶”的角色。数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周明积累出了可圈可点的编辑“秘笈”。

　　编辑秘笈之一，把陪同作者采访、参与作者的创作过程视作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和作家交心、交朋友，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形成文学创作的合力。

　　周明认为，编辑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不应当将自己变成一个编辑匠，在一定的时候要参与作者的创作过程。陪同作家采访，在旁做详细记录，可以为作家的创作提供资料参考，甚至可以及时补充作家遗漏或忽略的内容，帮助作家的写作。任何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应是时代的缩影与折射，编辑陪同作家的采访记录，也是时代的佐证。

　　周明陪同徐迟采访陈景润，徐迟写出了《哥德猜想》；周明陪同冰心采访“五个孤儿”和张秉贵，冰心写出了《咱们的五个孩子》和《颂“一团火”》；周明陪同黄宗英采访徐凤翔，黄宗英写出了《小木屋》，最让人感动的是，出于信任，她进藏区森林采访女林学家之前，做好了“万一发生意外”的准备，将一封遗书留给周明……在一次又一次陪同作家采访的过程中，周明是编辑，也是助手、朋友，将编辑的价值与作家的创作完美地形成共振。

　　1960年年初，26岁的周明奉自己的两位领导——张天翼和陈白尘的派遣，到成都找时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请他给《人民文学》写小说。马识途当即回绝：第一，我不会写小说，我又不是作家；第二，我天天忙得要死，没有任何空闲时间去写小说。一般人被这么拒绝后，肯定就打道回府了，但周明是个责任感极强、非常有“磨”性的编辑。他早就研究过马识途的经历，知道他有一肚子故事可以写，拿不到稿子不罢休。他笑嘻嘻地说：“我不走了，你们四川不是兴摆龙门阵吗？等你有空，我想听听你摆龙门阵。”马识途只好请周明去家里喝茶，好早点打发他走。龙门阵还未摆完，周明就说：“你这故事都是非常好的素材啊，你把它写出来读者肯定喜欢。”马识途开怀大笑：“你这个小伙子，和我摆龙门阵，摆来摆去，把我摆了进去。”三天后，马识途乖乖交了稿。就这样，“”马识途被周明“逼”成了作家，且一发而不可收，成了一座创作“富矿”。不想后来马识途因作品被打成“毒草”入狱，曾“恨”周明当初软磨硬泡让他写作。但他口说“恨”，实深藏感激，是文学，使他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2017年初，周明收到马识途赠寄的新著，有感于马老的创作力，撰写了《我多想让他再恨我一回》的文章，深情回忆往事，“假如时光可以重来，我多愿马老再恨我一回”。“103岁叟”马识途读到此文，幽默地给周明写信：“我读了你的《我多想让他再恨我一回》感慨颇多。回想那锒铛入狱6年，弄得我家破人亡，生死难卜之时，的确对你这位第一位拉我进文坛的作家恨过一回。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还真要再‘恨’你一回了。”马识途说，他有新书想出版，希望周明给他出谋划策。现在，马识途已经108岁，还时不时地惦记周明。

　　被周明拉进文学圈的人，还有王宗仁、柯岩等。他们都“骂”过周明，说是他把他们拉上了报告文学的“贼船”。写报告文学很辛苦。柯岩就说，写报告文学辛苦，女作家写报告文学更辛苦，要爬山越岭，什么艰难困苦都要经历。比如要采访的那个人物在大山里边，你就必须去大山里边，不像写小说，在家里就可以写，可以构思。

　　今天编辑组稿，一个微信或许就能搞定，但在20世纪的文坛，编辑外出组稿才是常态。周明全国各地奔忙组稿、约稿，和作家面对面，随时碰撞出文学的火花。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发现年轻的写作人才，并给予他们无私帮助与扶持。

　　1975年冬天，周明去黑龙江组稿。那是为准备恢复《人民文学》的组稿。本想找一些名家写稿，但那时名家都被了，只有物色业余作者、年轻的写作者。到了绥化，他问绥化管文艺的人，你这里有没有业余作者，有没有年轻人喜欢文学的，我想跟他们见个面。他们说有，上海知青、浙江知青在北大荒兵团多的是，有喜欢诗歌的，有写小说的，还有写相声的。周明一听，很兴奋，顾不得天下着雨，顾不得地方同行劝阻，硬是连夜赶了二十多里泥泞路，来到了兵团。当晚，一群年轻人来到招待所。几年以后，从这群年轻人里，走出了何志云、陈可雄、陆星儿……何志云成名后感慨地说，周明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编辑。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做编辑时的周眼识人的这件往事：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旷野上，几个热爱文学的知识青年组成文学小组，燃起文学的小火堆。一位从北京去绥化组稿的编辑，偶然听说了这些青年人，硬是连夜赶了20多里泥泞路，走到他们中间，和他们谈了一整夜文学，点燃了他们的文学之梦。

　　北大荒的这个夜晚，确实给在偏远地区爱好文学的青年以欣喜、快乐和希望。在这群年轻人看来，来自首都的这位“大编辑”，手中像是握有一把神奇的“助推器”，助推他们把文字变成铅字，把梦想变为现实，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最幸运的是陆星儿。陆星儿最小，才十七八岁，但她特别爱看书爱学习，也非常有灵气，回到北京汇报时，周明特别提到了陆星儿。于是，《人民文学》杂志社决定，把陆星儿调来实习，有意识地培养她。陆星儿没有辜负周明和《人民文学》，她后来创作了不少作品，才气尽显。她还一边实习一边复习功课，考上了大学。

　　周明谈到这次东北之行，总感慨地说：“其实，组稿约稿是作者和编辑双赢的机会。对于作者来说，是存在被发现、被培养、被扶持的机会；对于编辑来说，是向作家学习和作家一同成长的大好机会，有利于自己眼界、审美、胸怀、人生格局、意志品质的提升与。”

　　事实上，在文坛，被周明发现、培养、扶持过的人不计其数。2022年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老旦》的作家朱佩君，一说起周明就感动不已：“是周老师捏泥人似的把我硬捏成了个作家。”朱佩君是学表演出身，曾经在秦腔舞台上打拼多年。离开秦腔后，又心心念念重返舞台，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写散文。周明得知她经历特殊，又看到了她非常有灵气，悟性高，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她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来。朱佩君终于拿起了笔。一年一年的积累，朱佩君悟出了散文之道，越写越好。她说：“周明老师不仅教会我作文，也教导我做人，勤勉低调，不嘚瑟，不张扬。从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年轻人有成长有进步，那样的一种人性光芒，这光芒照亮了我。”如今，朱佩君的散文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粉丝众多，也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

　　周明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家，要有对文学绝对无私的爱，更要有绝对博大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慧眼识珠，并且当“红花”绽放的时候，才能甘于“绿叶”的寂寞。

　　《哥德猜想》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徐迟走到哪里都有人请他签名照相。有一天，徐迟跟周明说：“我怎么突然成明星了。”周明乐道：“你现在就是明星。”“你失落不？”“失落？”周明全然没有失落感，反而觉得老诗人很可爱。徐迟去世后，周明从“报告文学旗帜不难倒”的立场，提议设立“徐迟报告文学奖”。这是周明的胸怀，不在一人一事，而在报告文学事业的全局。徐迟报告文学奖激励了无数的作家投身报告文学创作，有力地促进了报告文学事业繁荣。周明自己，在获得“报告文学终身成就奖”殊荣后，也依然保持着对报告文学的关注。他为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而高兴，为创作中一些急功近利、假大空的现象而忧心。但他相信，新时代一定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编辑，建立起一个更加脚踏实地的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一批批与时代紧密接轨的、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优秀报告文学也将横空出世。

　　当人们问及周明，你做了近四十年编辑，当你的作者因你编发的作品有了名，有了利，甚至有了各种地位和待遇时，你周明却仍然是周明，你难道没有丝毫的失落和妒忌心吗？周明总是这样回答：“每当我看到有作者通过我编发的作品，通过《人民文学》走向高高的文坛，走向成熟，走向世界文学之林，我的内心就无比喜悦，就感到莫大的欣慰和自豪。我的事业就是做编辑工作，就是给作者们铺路，做嫁衣，做绿叶。我把这石子路铺好了，我的作者们平平坦坦地走过去了，一步一步走上文坛，绽放出光芒，我由衷地认为这等于是我的事业的成功，就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周明一贯倡导，做编辑的也要经常写作。自己多写，可以多理解作家的甘苦，避免眼高手低、随便枪毙作者的作品，也可培养自己宽厚平和、认真细致的为人处世作风。周明除了编辑工作，一直坚持写作。他的很多作品，就是他陪同作家采访和作家们打交道的一种记录和感想，风格独特。

　　周明说，今天，中国的科学事业已进入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成果巨献、万千人往攀登更高峰的令人热血沸腾的新时代，大事素材层出不穷，这样的时代必定催生和培育更多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也正是成就优秀编辑、大编辑的新时代。他希望编辑们能抓住时代契机，开宗风，导风潮，育才俊，成为新时代文学、时代精神的推动者、建构者，成为优秀编辑家、大编辑家。

　　谁也说不清，“文坛基辛格”这个绰号是从哪一天叫出来的，但以基辛格——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外交家来比喻周明，乃是人们对他在一些文坛活动出现突发紧急状况时，所展现出的出色协调、斡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褒扬和认可，真切地折射出周明是文坛外交家、活动家的生动形象。

　　下午3时左右，中国作协冯牧打电话到北京东直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颁奖大会会址。后更名为“京东宾馆”）紧急找周明：“出事了，出大事了！会开不成了！理由的那篇作品明天不能发奖，要撤下来调查研究。”

　　周明如雷轰顶，首都各家媒体、即将出席颁奖大会的领导和嘉宾均已收到通知和请柬，外地获奖作家也都已从全国各地到达北京，住在招待所，等着明天开会领奖，现在要停止开会颁奖，这怎生了得？怎么向媒体、向参会者和社会解释？！

　　冯牧说：“怎么办，你了解情况，你想办法！”冯牧这样说，是因为他相信周明的能力。周明结交广泛，性格好，有亲和力，与人沟通能力很强。

　　冯牧这么一说，周明立即冷静下来。对呀，我了解情况，理由作品中“厂长”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怎么不能发奖呢？

　　当时，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只限于两年评选一次的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这个奖由《人民文学》发起，经由主编李季申报，茅盾批准同意。这个奖延续下来，后来改成了鲁迅文学奖，相当于鲁迅文学奖的前身。除此之外，社会上乃至全国范围内再没有其他奖项。每届评选出的作品数量有限，而且每次评完奖，获奖篇目首先要在报纸上公布，然后择期举行颁奖仪式。评奖很有权威性，也很有透明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这一届报告文学评奖由冯牧主持，周明是评奖办公室主任。理由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的《希望在人间》，荣获报告文学奖。颁奖大会定于3月24日在北京召开。谁曾想到，获奖作品的篇目一公布，立刻就有人针对《希望在人间》告状，说此文“吹嘘个人”“不真实”，三天内就告到了中南海，惊动了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中央局委员胡乔木。胡乔木办公室通知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立即停止给这篇作品评奖和发奖。

　　《希望在人间》这篇作品写的是一个亏损八年、负债累累的电视机厂，在新任厂长黄宗汉上任的三年间，带领全厂职工、干部开拓进取，积极进行改革创新，打了翻身仗，扭亏为盈的故事，应该是为改革开放高唱赞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佳作。《人民文学》是在听说了黄宗汉的事迹以后组织理由去采写黄宗汉的，王南宁作为责任编辑，还陪同理由采访。经过深入地采访和思考，理由写出了《希望在人间》。文章发表后反响良好，也没有人告状，评奖一公布，就有了告状信，显然是想改革。

　　周明立即找到王南宁，说：“咱们俩赶快找个房间把门关上，起草给中央领导一个情况说明的信，力争能挽回。”他又跟作协司机班打了招呼，下午有紧急任务，请留一辆车待命。

　　周明和王南宁找了一个房间，关起门来，紧急起草了信件。他们将信在电话里念给冯牧听，冯牧表示同意，只就个别字词做了调整。之后小学科普文章怎么写，他们手抄了两份正规的信件，一份给中宣部长，一份给胡乔木。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动身去找中宣部长。找到部长家里，部长夫人和周明认识，告知部长还没回来，但会回来吃晚饭，热情地叫他们坐着看电视等。部长回来了，听周明汇报后表态，这个事我知道。但这件事是乔木同志批示的小学科普文章怎么写，还得报告乔木同志。周明急得脱口而出，我们不知道乔木同志现在在哪里啊？部长说我也不知道，我给你问问。他拿起红机子，说我是谁谁谁，有一件急事要处理，请接一下乔木同志的电话。放下电话，他让周明他们去中南海找乔木同志。

　　周明和王南宁兴奋得不得了，能去找胡乔木，那就很不简单，有希望见领导，就有机会说话了，事情就有希望了！

　　从部长家飞奔出来，周明对司机说，快，去中南海！一路上，还不停地催，小伙子开快一点，开快一点。到了中南海西门口，车一停，傻眼了，警卫室没有他们进中南海的备案。他们也没有任何证件，证明、介绍信都没有。几个哨兵以为他们要“闯”中南海，紧张地围了上来。周明连忙和哨兵交涉。哨兵一开口，王南宁就听出了他们的陕西口音。她是陕西人，人也极机灵，立即和几个哨兵认起老乡，热情地用陕西话和他们解释情况。她一边解释一边给周明使眼色。周明心领神会我能阅读赚钱，趁机溜进警卫室去打电话。幸运的是，他认识总的一位秘书，请警卫把电话拨通找这位秘书，秘书也正好在办公室。解释了一番，秘书让他报人数和车号，说，你待会儿。周明把电话一挂，一会儿电话铃响了，警卫一接，是领导办公室电话，立即放行。

　　然而，车子进了中南海，俩人又傻眼了。刚才一高兴，忘了问胡乔木的办公室在哪栋楼。于是又下车问。这回很快就得到答复，让他们去小放映室，乔木同志正在那里审看一部电影。

　　真是越紧张越出状况。糟糕！又忘了问小放映室的具体位置了。中南海那么大，小放映室在哪个楼里？他们只好在里面转，边转边停下车问路。他们每到一个岗哨，哨兵就给他们热情敬礼，都以为是总的客人。

　　门口站着两个警卫拦住了他们。说明来意后，一名警卫进去请示。很快，乔木同志的秘书出来，说同意听汇报，但你们只能进一个人。王南宁赶紧对周明说，你赶快进。

　　周明跟着秘书走进小放映室。周明搞报告文学久了，因经常要联络各方面送审事，接触面广，认识的人多，也结识了好些“海”里的秘书，和这位秘书也曾见过一面，算是认识。见到胡乔木，周明赶紧蹲在胡乔木座位边作口头汇报，叨叨叨地说，这个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什么内容，怎么好。说完了，胡乔木看他一眼，问：“就这些？”周明点头：“就这些。”胡乔木说：“如果，你刚才讲的是事实的话，那就发吧！”就一句话。

　　周明和贺捷生早就熟悉，知道冯牧跟贺捷生共住一个楼，不同单元。他“蹬蹬蹬”跑下十几层楼，又“蹬蹬蹬”爬上另一单元楼，到了贺捷生家，“咚咚咚”地敲门。贺捷生开门一看阅读 作文，立即问道：“周明，成了没有？”周明说：“成了！”贺捷生一下把周明抱住：“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冯牧在家里坐立不安，不在家等你消息，跑我这来了。”冯牧也喜笑颜开，一颗悬了几个小时的心放了下来。虽然他知道周明处事灵活智慧，很多棘手问题在周明“和为贵”的外交手段中往往会顺利化解，但此次事涉中央领导，也就不敢掉以轻心。周明把情况简单说完，就起身走。贺捷生说：“你和南宁立了一功！在我这吃饭。”周明说不吃饭了，现在都七点多了，从五点折腾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得赶去招待所。

　　他们赶到海运仓总参招待所时，已过八点了。一看，开会用的那几排房子，所有房间都黑灯瞎火。周明心里一惊，问服务员：“我们的客人呢？”服务员回答说去餐厅吃饭去了。他们又急忙赶去餐厅。

　　一进餐厅门，周明怔住了。哎呀！所有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一百多人，就在那里坐着，静悄悄地端坐在桌旁，筷子摆在桌上，谁也没动筷，谁也没吃饭，都在等他们，等他们的消息。周明的眼泪“唰”地滚落下来！几十年后，再说起那个情景，周明仍然热泪盈眶。他哽咽着对大家说：“成功了！明天的会议按计划进行！”“太好了！太好了！”大伙欢呼着涌上来，一下子把周明和王南宁抬了起来。

　　其实，相对于基辛格外交来说，周明热情真诚、谦逊低调、风云不惊的文学外交更有一层纯真高雅的魅力，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周明对这个“绰号”却一直保持低调。他的为人原则是我能阅读赚钱，一切都要低调。低调，活得安心。他一辈子就是这么做的，但“文坛基辛格”，是人们对他协调、斡旋突发事件能力的一种褒扬和认可，无关低调或高调。中国文坛需要周明这样的活动家。

　　周明做编辑几十年，与众多作家都结下了深厚友谊，有不少还是“忘年交”。其中，冰心老人跟他的交情极好，好到甚至让她的儿女都“吃醋”。

　　周明和冰心的忘年交，从冰心担任《人民文学》编委时就开始了。当时周明是年轻编辑，冰心对他很关注，给予了他很多帮助。1964年，在陪同冰心采访创作《咱们的五个孩子》的过程中，周明被冰心深入细致的采访、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以及对孤儿如同亲人般的关怀所感动，对冰心的敬佩之情更加深厚。

　　1961年6月和1962年12月，北京崇文门外东唐洗泊街一家五个孩子——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兄妹，不幸相继失去了父母。他们的父亲都是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的普通工人。时年，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15岁，正在念初中；最小的同义只有3岁；二女儿同庆10岁，正在上小学；男孩同来8岁，刚刚踏进学校门；还有一个女孩同贺，仅6岁，什么事也还不懂。这么小的几个孩子突然成了孤儿，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一人有困难，万人来相助。街坊邻居、社会各界都向孤儿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做早餐的，操心着洗衣缝补的，照看小同义的，刮风下雨护送孩子们上学的。街道办事处宣布：国家供养他们读书，每月还有生活补助费。报纸、电台发表和播发了这则消息后阅读 作文，援助孤儿们的人更多了……

　　冰心知悉此事后，十分关心和同情五个孤儿的遭遇，答应为《人民文学》写篇报告文学，报道此事。1964年春天，在周明的陪同下，冰心对五个孤儿的事进行采访。当时冰心已年逾花甲，而且家住北京西郊，离五个孩子的家路程很远，可她仍然将采访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在前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天天进城，采访邻居、街道干部、学校老师等几十人之多，获得了十分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

　　冰心采访，不是刻板地有闻必录，而是仔细倾听对方的诉说，她是用心在感受，在交流，所以只在极关键处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而周明作为她的助手，记录得非常详细。

　　不久后，冰心写出了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发表在《人民文学》1964年6月号。周明是责任编辑。这篇报告文学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反响，海内外热情的读者给冰心写来大量的信，表示了对孤儿们的深深同情、关心，并施以援手帮助他们。

　　在后来那个人妖颠倒的时期，六十六岁的冰心老人被勒令在中国文联大楼扫地。冰心在写作《咱们的五个孩子》时，为了引发回忆，曾参考了周明的笔记本，有知情的派以此为由，批斗冰心时，批她“臭架子大”，采访时自己不记笔记，让编辑记。作者与编辑的一次极为正常的合作，竟成为罪加一等的证据。

　　非常有意思的是，十四年后，周明再一次陪同冰心采访。这一年，冰心已经七十八岁，她应《人民文学》的约请，要采访全国劳动模范张秉贵。有周明陪同，冰心更加自在舒心，采访十分顺利，很快写出了《颂“一团火”》，塑造了一个具有“一把抓”“一抓准”功夫的人民售货员形象，为报告文学热潮添了“一团火”精神。周明再一次亲历文学大师冰心从采访到完成作品的全过程，感到十二分的幸运！

　　周明和冰心交往二十多年，对她的为人为文非常钦佩。他悄悄写了一本散文集《记冰心》，怀着忐忑的心情送给冰心一本。不久后，冰心邀他去她家里，欢喜地说：“你好像我肚子里的蛔虫，那么多事我都忘记了，你却写出来了。”平时周明工作忙，如果很久没见到冰心，冰心就会打电话给他：“你怎么好久不来？要是你再不来，就只能瞻仰我的遗容了。”林林总总，他们之间，常常童心相见，没大没小我能阅读赚钱，相处极为愉快。

　　1984年，一批老一辈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国散文学会，冰心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第一届会长为吴组缃。第二届会长为林非，常务副会长为周明，副会长有石英、王宗仁等人，他们都是创会元老，也一直是散文学会最活跃的力量。自成立以来，中国散文学会开展大型笔会、采风、散文论坛及个人散文研讨会等活动，为推动中国散文创作及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天，周明收到了冰心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周明，你好久没来看我了，哪天到家里来玩，我跟你谈个散文评奖事。周明就找时间去冰心家。冰心说：“我经常看杂志报纸，看到许多新人写的散文，写得很好，很有新意，很有生气。有鉴于此，咱们散文学会设个散文奖，评评奖，鼓励鼓励文学新人。”周明说：“老人家，设奖可以，可是没钱呀！现在搞奖的活动都是钱。”“我今天叫你来就是谈这事。”“真的？”然后冰心就说，她有几万块钱稿费，想让周明取出来拿去设奖。她说着就拉开抽屉，要从抽屉里拿存折。周明赶紧阻止：“老人家，你千万别取，这不行，你还有三个子女，你把钱留给子女，留给吴青他们。”冰心说：“我的家具，可以留给他们。”周明笑嘻嘻地摆手：“老人家，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到外边去看看，家具都换新的了，样式都好看极了，老式家具不值钱。”“反正他们不会有意见。”冰心说着把隔壁房间的女儿吴青叫来。吴青说：“我听我娘的，娘给就给。我没意见，我们都没意见。”周明非常感动。冰心坚持说：“反正我得给你一些支持吧。”

　　周明和林非、王宗仁、石英说了冰心想设立散文奖的事，他们都很振奋。考虑到老人家充其量也只能拿出几万块钱，大家便商量怎么再想办法筹措一些。他们都清楚，冰心并没有多少钱，因为冰心经常捐款。哪里水灾了她捐几万，哪里地震了她捐几万，她的工资大概都捐得差不多了。她的积蓄主要就是稿费，可她写散文，稿费低，文章又短，不会有多少稿费。但不管怎样，老人家发出了倡议，大家就要想办法把散文奖设立起来。

　　刚好周明到深圳开报告文学会，跟《深圳特区报》陈社长坐在一起。陈社长是个有才干、有魄力的人，他当深圳特区报社社长期间，广告费拉了几个亿，在全国都闻名。那时，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前沿，去的人多，有钱的商家都愿意在他们报纸做广告。周明对陈社长说：“老陈，我有事想跟你商量。冰心先生想搞一个散文奖。老人家要给我们钱，我们怎能要老人家钱。但不要的话也不行，她不干，我们就想少要一点。现在也不知道她能给多少，但肯定不够。这样的话，我们资金太短缺了，你能不能支持一下。”周明担心陈社长当场回话说不行，搞得自己很没面子，便又说：“这样，我们先听市长报告，待会完了再讨论。”散会后，周明问陈社长考虑的怎么样。陈社长竟豪爽地说：“行啊！冰心先生给多少，我给你再加一倍，翻一番。”周明感动之余，赶紧打电话给林非他们报喜，有希望了，事情有希望了！一回到北京，周明就去看望冰心，跟她说了深圳筹措钱的事。冰心说，你们筹措也是为难你们，我这五万元你们是要拿去的。就这样，散文奖的事落实了。

　　1999年，冰心先生去世。周明和学会的几位领导，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将散文奖命名为“冰心散文奖”，既完成冰心设奖的遗愿，也是对冰心最好的纪念。

　　2000年，中国散文学会举行了“冰心散文奖”第一届评奖活动。如今，“冰心散文奖”已成为中国散文学会的最高奖项和一项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也是中国文学奖中最重要的奖项之一，代表了中国散文最高、最专业的水准。

　　冰心散文奖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散文创作的发展繁荣。二十多年来，散文作者新人一茬接一茬，队伍壮大了，散文产量高了，好散文多了。每天国内的报纸副刊，主要发表的是散文，光这一项就得多少产量？对此，周明觉得欣慰。但是他也有隐隐的担忧，散文量大了，水分也会多，这就需要精品了。散文写作是语言文字最讲究的，最应该讲究的，可现在也有个别人把散文写歪了，写作不精心，语言文字不讲究，失去了散文应有的那种美感。因此，如何提高散文的精品比例，做到量大而质优，是散文创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从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以来，将来访者约在“文学馆”见面，慢慢成了周明的惯例。他常常笑容明亮地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楼前，和楼前那些树木一样，遍身披满阳光地迎候来访者。这不仅是因为文学馆是一个地标性建筑，还因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文学馆走一走。对文学馆，他怀有深沉的牵挂。当年，这座“文坛世纪工程”兴建，周明在工地上一住就是三年，直至文学馆拔地而起。

　　中国现代文学馆坐落在北四环东路与惠新西街交叉口东侧小学科普文章怎么写，占地四十六亩，是一个宏伟优雅、现代别致的建筑群。

　　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最早由巴金先生于1981年2月发出。1981年4月20日，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定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报中央批准。原先的馆址设在北京西郊万寿寺西苑。后几经选址、筹备，最终确立了新馆的设计方案。

　　1997年12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奠基，1998年3月正式动工。中国作协处吉狄马加担任工程总指挥。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总管设计、施工及建成后的全面布局。舒乙全身心地投入基建工作，极大地发挥着智慧和才能，为文学馆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已经担任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出任副总指挥之一，并任基建工程的法人。周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毕生投身文学事业的人，要挑起建筑工程的担子。“法人”二字，让他压力山大，诚惶诚恐。

　　周明深知，施工建筑是一件复杂而又麻烦的事情阅读 作文，如果一个环节一件事情出了问题，后果就不堪设想。他仔细思量，只有日夜住在工地才能适应工作。他想到做到，很快在工地上建起了临时办公室兼宿舍，白天，从北京市有关部门办事回来，就在工地上巡查，和他的顾问班子成员研究处理问题；夜晚，他就睡在工地，以便及时解决工地上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现有馆藏非常丰富，珍品异常之多，作家手稿、作家签名书、照片、书信、字画、录音录像及相关的图书、报纸、期刊资料等多达几十万件，馆内还有许多以作家个人命名的作家文库……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聚宝楼”。

　　在“聚宝楼”里，有一个以“柏杨”命名的“柏杨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在周明的直接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1988年，周明随作家代表团到香港参加一个国际性文学会议，会上认识了作家、柏杨的夫人张香华。那时候柏杨在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张香华回后不久，给周明打来电话，说她和柏杨想回探亲。张香华老家是福建人，但生在香港，长在，从没来过，而柏杨离开已有40年。

　　周明立即说好，特别欢迎你们回来。放心，这边我给你们安排好。这既是“外交”辞令，更是周明的意愿。他知道，柏杨夫妇回探亲，将是一件有文化意义的事情。

　　经过一番筹划，柏杨和张香华从回探亲。周明到首都机场迎接他们，安排他们住进了北京饭店。

　　第二天，周明陪柏杨去看广场，又到西单的街道转悠。当年，北京还叫北平的时候，柏杨是东北大学的穷学生，就住在西单。他是从一个朋友那里拿了十几块银洋，从北平去的。故地重游，柏杨想找到他曾经住过的那个院子，找了好久，大体位置没错，原来的房子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高楼大厦。但他还是看得很仔细，回忆当时这房子什么样、他住哪里，流露出非常留恋的情感。失落之余，他感慨道：北京变化太大了！

　　在北京，柏杨每天都出去看一看，走一走。有一天，他突然问周明：“你们是不是有个民盟中央？”周明愣了一下，想起来了：“民盟，中国同盟会？有，就在王府井胡同里面。”柏杨说：“你陪我去看看？”说去就去。路上，周明问柏杨怎么想去民盟，引出了柏杨与民盟的“关系”。“你不知道，我在受过刑。犯什么事呢，我编一个报纸副刊，发了一篇文章，写一老一少，一个老人跟儿子在河边钓鱼，两个人对话，感叹怎么把我们挤到这儿来钓鱼，这么小的地方。的特务就来找我，说你几个意思？你是不是影射总统带着儿子，被挤到来，很可怜？你这是讽刺啊。非得上这个纲。我说阅读征文450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转载英国的一篇漫画文章。可他们哪肯放手？又审问我，审问得很厉害，还动手了。没有讽刺，那你是不是党？我说党那么伟大，我哪是党，我不可能是党。他们便又说我是什么什么党，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在的党派也都是反他们的。最后说到那个民盟，我想，要不豁出去承认一个，他们就放不了手。于是咬咬牙，对对对，就是这个党，我加入的就是这个党。所以我屈打成招变成了民盟党。我还没入党，现在几十年后，我回来报到。”柏杨很是幽默地说他的经历，说笑中来到了民盟中央机关门口。见到“中国同盟会”的招牌大字，他热切地说：“来来，周明，你给我照个相，给我照个照，我来报到了。”周明按下快门。一张照片，跨越了几十年人生酸涩。

　　此后，柏杨又去了郑州、西安，看望曾经的结发妻子和留在的几个子女，一路苦痛回忆，一路温暖亲情。

　　柏杨在西安，也由周明全程陪同。柏杨到西安的消息在报纸上登出后，西安的书店邀请柏杨搞了一次签名售书，场面火爆至极。要签名的书太多了，一摞书刚签完，又一摞书又高高地垒在了旁边。柏杨一直签，一直签，签到黄昏，还有几大摞书。大家说都不再签了，给读者解释一下，书店要下班，得赶紧结束，赶紧走。柏杨却说，这些都要签，抱回酒店继续签。他让书的主人每人写一个字条，写上通讯地址，贴在书上，他签完后再寄给他们。这一切，周明都看在眼里。

　　周明陪同柏杨夫妇去参观武则天墓。可到了以后，下车一看，陵园闭园时间到了。没办法，只好又都上车，调转车头往回返。这时，有游客认出了柏杨，好像发现了新：“这是柏杨！”就追上来了，边追边喊，是柏杨，是柏杨，柏杨给我签个名！喊声惊动了周围的人，知道不知道柏杨的，都追上来要签名。有人站在车门口挡驾，说我们要马上回西安，没时间签名了，请大家原谅。柏杨却说：“不要挡不要挡，让他们上来，让我签，不要让人家失望。”于是，车子停下来，粉丝们一个一个上车来请柏杨签名。当时拿不出书，有人拿门票，有人拿手帕，有人就让在背包上签，在衣服上签。柏杨都签了，没有让一个人失望。周明非常感动。柏杨的很多杂文讽刺那些不通世情的人、恨恶人，笔下无情，但生活中，却如此富有人情味，他是个真心痛恨假丑恶，真心追求的人。西安之行，柏杨看到，感受到了人对他的热情，对文化的尊重。

　　随后几年里，柏杨夫妇数次到访，都事先告知周明，希望他陪同照应。周明也多次前往交流访问，同样得到了柏杨夫妇的照应。来来往往，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柏杨是享有盛誉的小说家、杂文家和学者，周明十分明白柏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后，周明琢磨，文学馆若能收藏柏杨的手稿、文献资料，意义将非同寻常。他的想法得到了舒乙、陈建功两任馆长的大力支持，都放手让他去和柏杨沟通。那期间，随着柏杨年事日高，几次报病危，文学馆、大学、台南大学也都在争取柏杨的收藏。周明终于抢先一步，向柏杨表达了收藏柏杨手稿、文献资料的意愿。

　　2006年，柏杨又一次报病重住院，周明飞去看望柏杨。病床前，周明坦承此行目的，一是慰问，二是交流收藏事宜意见。柏杨非常感动。张香华在一旁帮腔，柏杨，你的东西打算给周明还是给别的地方，该拍板了。柏杨一挥手：“给周明吧，给文学馆。”柏杨捐赠手稿、文献资料的事情就这样定了。

　　签完捐赠协议回，周明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张香华的访谈，谈到为什么柏杨的东西捐给，说，我们跟周明先生认识近二十年了，他人很好，柏杨信任他。周明也理解了柏杨的创作经历。在北京，周明带我们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硬件设施都非常新颖现代阅读 作文。手稿库里，收藏有非常多的名家手稿，手稿保存得非常好。总之周明值得信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值得信任。

　　陈建功2007年在给柏杨《柏杨小说精选集》序言中提到，柏老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缘分，缘起于周明和柏老、张香华夫妇二十多年的友情。此话呼应了张香华访谈中的说法。

　　2006年12月，受陈建功馆长和李荣胜副馆长的委派，周明和另两位同事专程飞抵台北，看望病中的柏杨，并受捐柏杨手稿、文献资料。

　　当时柏杨在住院，医院提出来，不能在医院里边拍照片，以免镁光灯刺激病人。正好柏杨身体状况略有好转，柏杨便提出捐赠仪式放在家里举行。在的媒体和的主要媒体都到场见证了这一场意义非凡的捐赠活动。周明在仪式上作了讲话。原来因为柏杨住院，议程时间有限，周明没有计划发表讲话，讲稿还是头一天晚上在宾馆临时赶写的。周明在讲话中充满感情地盛赞柏杨之举。第二天，的报纸刊登了周明的大照片，以“代表周明来台接受柏杨捐赠”这样醒目的标题进行报道。此事在引起轰动。看到了，很震惊，也很不高兴，柏老的东西怎么被拿走了？一些报纸发杂文讽刺，柏杨东西流失了，这是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也有人批评柏杨，“吃的大米，喝的水，好东西、作品捐给，不留”。总之热闹非凡。周明离台前再去看望柏杨，柏杨嗔笑说：“周明，你看报纸上到处骂我，这一切都是你惹的事。阿扁办公室打电话说要来看我，那还不是想要这些东西吗？”周明嘿嘿嘿地笑。柏杨又说：“阿扁来看我了，说得和报纸上批评我的一个意思，你看你在几十年，喝水，吃大米，怎么东西不留在。我只回答了一句，‘我的家在中原啊。’第二句都没有。一句话把阿扁说噎住了。”

　　柏杨轻描淡写，周明却为之动容。柏杨并不介意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巨大争议，但“我的家在中原啊”这样的话，是他最真实的心声。

　　柏杨的捐赠，有手稿、书信、收藏品、文献资料、打字机、曾经的囚服等，共11745件，56大箱。周明又亲赴办理装船运回的手续。2007年2月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柏杨捐赠文献文物入藏新闻发布会”，陈建功宣布筹建“柏杨研究中心”。11月24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研究中心成立。

　　2008年4月，89岁的柏杨再报病危。周明很快获准赴台探望柏杨。等到入台手续批复的同时，却传来柏杨病逝的消息，第二天就是葬礼追思会。按常理，周明可以不用赴台了，但他还是飞过去送柏杨最后一程。

　　柏杨安葬仪式是特殊的，按照柏杨遗言，骨灰要撒向大海。撒骨灰那天，张香华来了，柏杨前任妻子和几个子女也来了。在船上，每个人都分发到几小包骨灰。那天风浪很大，周明手捧骨灰包，迎风站在船上，和柏杨交往以来的往事一件件浮上脑海。他突然意识到，柏杨还是爱国的——他由衷感叹“北京变化太大了”，也不说坏话了。最后，他还是决定让他珍贵的东西回到……既然柏杨还是很爱国的，那叶落归根岂不是更好？把骨灰拿几包带回，在修陵园，长久纪念该多好！周明这么想着，很激动。说与张香华，张香华也觉得好，建议他和柏杨的子女们沟通一下。然后，周明又在风中扯着嗓子喊着，和柏杨的几个子女一个一个地征求意见，结果他们都同意带几包骨灰回安葬。就这样柏杨的骨灰被带回了。

　　可是，没想到安葬骨灰是一件难事。好长时间过去了，周明在北京都没能找到合适的陵园，因为动辄要几十万元钱，这笔钱哪里来？周明自己又负担不起，所以就只有再继续找，希望找到一个“价廉物美”的陵园。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周明去河南洛阳开会，见到河南省作协、陕西老乡郑彦英，眼前一亮。郑彦英，你帮个忙，柏杨骨灰我弄回来没地方安排，你能不能想办法在河南找一块福地，让柏杨回河南，安息在他的中原故土吧！郑彦英答应了。郑彦英深感事情重大，急忙奔走周旋。两年后，他给周明打电话说，找到了！一位上海女企业家，正在河南修建一座陵园，陵园是商业用地，但她很有文化眼光和情怀，一听是大作家柏杨，立即同意辟出一块墓地，不但分文不取，还请人给柏杨做了一尊纪念铜像。她还将柏杨墓地安排在魏巍的墓地边，形成一种文化名人陵园效应。柏杨铜像落成的时候，举行了柏杨骨灰安葬仪式。张香华和柏杨的几个子女来了，周明和文学馆的同事也来了。大家都赞叹，周明做了一件的大事，柏杨有周明这样的友人，在天之灵必得慰藉。

　　今天，当人们朝拜中国现代文学馆这座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浮想联翩时，不会想到周明曾为之付出了多少的汗水与心血，但在周明，每每看到朝拜者、看到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进进出出，他心里就觉得欣慰，就看见文学的繁荣，看见新时代文学神圣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仙游寺，是一座隋开皇十八年创建的古老寺院，位于周明家乡周至县城南的黑水峪口，“四山环抱，一水中流，峰峦叠翠，甘泉飞瀑”，是一处融自然与人文于一体的优美景观。唐元和元年（公元706年），诗人白居易在周至任县尉时，在仙游寺写下了长诗《长恨歌》，成为千古绝唱。

　　白居易在周至做过县尉并在仙游寺写下《长恨歌》的事，在周至县的寺庙、文学史、县志上都有记载。周明小时候，哥哥经常带他到仙游寺玩耍，那古老寺庙的墙壁上有斑斑驳驳依稀可辨的文字，哥哥告诉他这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但是当时他一个懵懂少年，不知道《长恨歌》，不知道白居易是何许人也，因此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寺内还有一座叫“法王塔”的方形砖塔，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显得怪异。上大学以后，周明读到《长恨歌》，猛然惊醒，白居易是在仙游寺里写的《长恨歌》，印象中墙上那残缺不全的文字原来是《长恨歌》全文！他又读了一位教授写的白居易传记，传记中阅读 作文，白居易是哪一年、从哪里转来的周至县马周镇仙游寺，说得那么具体，那么清晰，周明一下子就冲动了，萌生了“打扮”仙游寺的想法。他特地回去重游仙游寺，一看，比小时候看到的更加残败，两个和尚守着残破的庙门，整个没人管的状态，感到十分痛惜。以后每次回家乡，他都要去看仙游寺，望着毁损严重的《长恨歌》圣地，心久久不能平静。但不管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长恨歌》诞生在周明的家乡，所以周明觉得很自豪，在香港或别的地方开会时，都会讲，我的家乡是白居易写《长恨歌》的地方。人们就会羡慕，哇！好了不起！南方人要有这么个地儿，早就打扮得热热闹闹的了。此话对周明刺激很大，北方人没有文化旅游的理念，也没钱。

　　80年代初，改革大潮遍及大江南北，仙游寺的厄运也应该结束了，周至县想到了复修仙游寺。复修仙游寺，须从寺内“法王塔”开始。长久以来，对于这座塔是唐代的还是隋代的，文物界一直众说纷纭。若能鉴定法王塔的年代，周至的旅游文化就好定位了。可对文物鉴定界，他们是两眼一抹黑。于是，他们到北京找周明帮忙。

　　周明对于家乡，那是有求必应。周明请去了文物大专家罗哲文、单士元、郑孝燮等人，实地勘察、反复考证，最终鉴定为隋代建造。隋代塔在中国极为稀罕，是“国宝”级文物。这一来，仙游寺的文物价值和地位陡增，周至复修仙游寺的决心也陡增了。但是复修仙游寺，钱从哪里来？他们又找周明帮忙。

　　1986年，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习仲勋来了。周明瞅准空档机会，上去给习仲勋敬酒，说：“习老，我是陕西人。”“哦！陕西人，陕西哪里人？”习仲勋用陕西话和周明说话，极为平和亲切。周明率真：“我周至县人，我那有事。”“什么事？”“白居易在我们县里当过县长，当县长时在仙游寺写了《长恨歌》。这长诗影响一千年了，但现在仙游寺破破烂烂没人管。我想把它修复，但我没有钱。”“哦？那你让县政府给我写个报告，交给张秘书。”周明兴奋地聚会一结束就和县里联系，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后来，县政府给习仲勋写了信，习仲勋将信批给省政府，省政府拨给县里三十万元钱。但仙游寺太破烂了，打扮起来不容易。三十万元很快就花光了，没钱只得停工。又申请钱，又批了，又动工了。前后申请了三次。第三次钱花光了，仙游寺复修进程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虽然仙游寺资金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周明在为复修仙游寺之事前后几十年奔忙期间，无意中做了一项“副业”。他认识的名人多，名作家多，文化人多，领导多，他就请他们写赞美《长恨歌》、歌颂白居易的诗阅读征文450字，零零散散写了很多，如今都成了宝贝。舒婷都写了，贺敬之也写了。舒婷写的是诗阅读征文450字，贺敬之是书法写了《长恨歌》全诗。当时贺敬之是文化部部长，忙得要死，周明请他写《长恨歌》全诗。写完后，让周明去家里取。贺敬之夫人柯岩把周明嗔骂了一顿，周明你不像话，老贺工作那么忙，天天都回来很晚，你还给他加个任务，让他写《长恨歌》，几百行，他写完后累垮了。马识途当时也写全了《长恨歌》。周明还几经周折找到手书《长恨歌》十大张，并请臧克家手书题跋……这么多的诗和书法到手了，怎么办？周明又请来雕刻家，将它们都勒石刻碑，在仙游寺内形成了一个碑林长廊。现在，但凡去参观者，举目都是名人题碑：王任重、马文瑞、臧克家、冰心阅读 作文、赵朴初、魏巍、贺敬之、沈鹏、冯牧、王蒙……真正是墨宝荟萃、名家云集、碑林奇绝、蔚为大观。2015年，周明又穿针引线，促成已故周至籍著名诗人纪弦纪念碑在仙游寺落成。纪弦是当代诗歌的奠基人、现代派诗歌发轫者之一，是中国优秀的跨世纪诗人，被誉为“不老的槟榔树”。

　　如今，古老的仙游寺焕发出新的文化光彩。周至作家张长怀赞叹：“艰苦玉成，尽显乡情；乡情深矣，最是周明。”

　　但复修的事毕竟还没有，周明心里着急。2022年8月，他借回西安参加“阎纲文学座谈会”的机会，又把这事提出来议。

　　人们反响热烈。他们相信，这一次，周明会梦想成真，家乡人会梦想成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将安居仙游寺，走进更广大的现代人们的心田。

　　周明进入《人民文学》工作后，以往只有在课本上才能读到他们作品的一代大家，现在他能与他们一起工作，编他们的稿子，还能见到他们，他内心感到无比喜悦、幸运和感激，暗暗发誓要珍惜编辑这个职业，珍惜这样幸运的机会。但他又不只是机械地做编辑工作，组织作家，策划选题，陪着采访，都被他视为自己的职责范围。他在陪同作家采访的同时，除了帮作家做一些记录，也会把自己耳闻目睹和有所感悟的事情记录下来，这就成了他自己的一份珍贵记录。陪同作家采访的过程对周明来说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尤其是他陪同的都是大作家、老作家。经历多了，见识多了，记录多了，他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写作，往往灵感来了，信手拈来就成散文。日积月累，周明的散文形成了真实生动、视角独特的创作风格。

　　“”前，周明就出版过儿童文学和报告文学集。新时期以来，他的个人文集又是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在茫茫的绿色世界》《泉水淙淙》《为霞满天》……前后出版的散文、报告文学共四十多种。曾经也得到过周明大力支持的著名作家徐怀章是这样评述周明作品艺术特色的：“字里行间显示出时代的面影、历史的脚印和现实的意义，格调高昂，情致优雅，节奏明快……”著名作家郭风称周明是当代文坛一位特殊的作家，他的散文是“当代散文的一个新颖样式”“他的大部分作品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具有特殊的文体性质，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周明最新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文坛往事》，是周明作为半个世纪文坛亲历者的一部散文回忆录，书中收录了他对众多文坛名家的忆念文字近七十篇二十七万字，以及与他们交往的照片、书信等20多件。其中，有对茅盾、巴金、冰心、赵树理等文学泰斗的片段记录，有对冯牧、黄宗英、路遥、陈忠实等现当代作家的切切悼念，也有对柏杨、罗兰等港台作家诗人的深情追忆。对于诸多文坛大家的作品阐述、性格与情趣、思想与境界的描写，都来自他的亲身体会和感悟，笔墨朴素，情感真挚，情意融融，别有沧桑。书中所记珍贵往事，极具文学和史料价值，甫一出版就备受关注，被誉为是一部“朴素真挚的笔墨构筑的文坛信史”。

　　当今文坛有一个现象，活到老、写到老的作家越来越多，像王蒙、阎纲。马识途106岁时宣布“封笔”，但之后仍以不同形式在“创作”。周明说，是这个时代赋予了他们无法熄灭的，是编辑对他们持续不断地关注，激发了他们全新的思维、视野和创作动力，要把毕生有意义的事、有价值的思考，都写下来。

　　周明谦虚、平静而自信地说：“我也要向他们学习，一直写写写，慢慢地写，把那些不可复制的文坛记忆，尽力化作温暖光亮的文字，呈现给人们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文坛。”

　　“不过，假如时光重来，我仍然愿意做编辑，当铺路石，当绿叶，为新时代做嫁衣裳。”聊起文坛往事和写作的理想，周明容光焕发，思维敏捷，笑起来荣而不媚。抬头，已然一棵树枝繁叶茂的风景，一道独特的美丽风景。